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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财富分配不公导致多重调控两难
中国经济已形成多重“两难”挑战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5月13日，国务院总理***在天津调研时如是说。这反映了决策层对于中国经济复杂挑战的冷静与清醒。
当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确出现了多重的两难选择，这在改革开放30年来前所未见。
这类“两难”包括：如果选择加息，则实体经济可能压力较大，利润收缩加快，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和停产，就业压力大增，如果不加息，则在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受损，损害储户的利益；人民币如果升值，则出口部门很难承受，同时担心热钱涌入，导致货币流动性释放过快，加剧通货膨胀，如果贬值，又顾虑外部压力，也担心热钱大量流出，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大跌；不调控房地产价格，则社会公众对高房价的积怨更大，影响社会稳定，但如果房价下跌太多，则地方财源大减，而商业银行也将蒙受较大损失；如果财政政策继续积极，地方政府债务急剧扩张，如果财政政策收缩，则一些刚刚上马的大工程可能就会成为半拉子工程，损失严重……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形成了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社会保障的一定预期，但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很难解决；想要提高内需，扭转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20年来不断下降的趋势，就必须扭转既得利益的扩张，但是既得利益又很强大；想减少外部市场依赖，但是内需市场又起不来；我们希望提高劳动者收入，但是又顾虑降低中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我们将资源价格提高到合理水平，但又疑虑会刺激通货膨胀……
总之，现在已经很难有一个或一组有效的方法，让大多数人满意，有人满意必有人不满意，甚至大家都不满意。换言之，我们无法再用一部分增量的利益扩张来覆盖另一部分利益收缩所带来的反弹。而且我们也很难再将问题向后转移。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退无可退，现在必须直面财富的公正合理再分配问题，即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攻坚了。
经济的本质有两个：一是财富增量创造；一是财富存量分配。一个健康的社会，能够合理地奖赏真正的财富创造者，而同时能有力地遏制通过再分配转移或占有他人合理财富的行为。它应该有公正的执法者，通过统一公平透明的规则，保护财富创造，公正分配财富。
过去20多年，我们重视的是前者——以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通过发展创造增量以满足社会需求——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来分增量的蛋糕，有人多分一点，有人少一点，但都比过去多，皆大欢喜。
这样的一个美好愿望推动之下，经济发展成了财富创造的代名词，发展就成了第一要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水快流，大干快上。而GDP又变成了经济发展的代名词，在发展名义之下，财富的公正合理再分配则被忽视，乃至被漠视。
任何一个重大的经济行为往往同时有着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的双重属性。以一度的引进外资“靓女先嫁”的政策为例。外资固然有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可以推动某个开放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内外资不平等的税收——外资三年免税、五年减税，正式征收也只是15％；而内资企业是33％。即使内外资其他竞争条件相当，这种不公平的竞争规则也必然导致内资财富向外资的转移。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引进外资高峰期时，国内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的原因之一。诚然，内外资竞争不公平税收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纠正，但是由于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形成了强势竞争地位，甚至是垄断地位。它们现在开始享受作为价值链链主的回报，即没有任何企业是白求恩那样的国际主义者，在投入期，它固然能够带来投资和发展，然而，到了回报期，当控制了产业链，它们就会获得稳定的、源源不断的利润回报。这将回报其股东、回报其母国市场。这也是中国内需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此为内资外资的分配不合理。
另一个在发展名义下的是政府既得利益的扩张，因为发展，地方政府有理由扩大税源、扩大投资、搞重点工程、上形象工程，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政府投资总体上是负收益。行政开支也不断扩张。由于政府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它只能通过增加税收，发行钞票和土地财政等手段寻求财源，而养老、医疗、教育的财源就捉襟见肘，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的提出也在所难免。
政府本来的基本职能是为了使财富再分配更加合理，即在一次分配时，由于资本在市场博弈能力较强，财富创造有向资方分配倾斜的天然性，因此政府的二次分配起到调节作用，让劳方通过社会保障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政府的既得利益扩张，使得其自身大量消化二次合理分配的财源，甚至要增加更多税收或变相税赋来满足自身的利益膨胀。此为官方民间的分配不合理。
当前还存在的主要的不合理的财富再分配还包括：国有垄断资源企业，其垄断了全民所有的矿产资源等，或者私人廉价独占矿产资源，基本不交资源税，上交的税收利润也很少，全民所有的资源财富无法回馈社会公众。此为资源财富的分配不合理。
若论最为快速的财富再分配，那首先要算资本市场，在股市，由于缺乏集体诉讼和举证责任在辩方等遏制强者投机的制度，特别是推出了股指期货等工具后，财富由弱者向强者转移的速度大大加快，此为资本市场分配的不合理。而在中美金融财富博弈中，中国用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和无数的劳动损耗创造的真实物质财富，换回来两万多亿美元的纸币和外国债券，外汇储备可以借给美国政府近一万亿美元，却不能借给中国社保基金一元人民币。 此为中外财富分配不合理。
这种多重不合理的财富再分配，不仅已经使增量蛋糕的美梦难圆，更让社会公众的存量蛋糕被分走，这就集中地表现在国内消费不断下降，已经下降到世界大国中未曾有过的35％，又使得微观经济和社会公众的经济承受能力越来越接近底线，这又导致宏观调控的各种弹性日渐缩减，两难困境不断增多。
简言之，中国试图再通过增量扩张来解决利益冲突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再试图通过经济发展来调和社会矛盾的空间已经殆尽。是到了必须将财富公正合理分配作为最重要战略出路的时候了，是到了中国必须进行对既得利益进行改革攻坚的时候了。
尽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尽管既得利益阻力巨大，但只要抓住最关键的要害——要让本属于公众的利益还于公众，必先使本属于人民的权力归于人民——就可以成功。
--张庭宾
中国经济已形成多重“两难”挑战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5月13日，国务院总理***在天津调研时如是说。这反映了决策层对于中国经济复杂挑战的冷静与清醒。
当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确出现了多重的两难选择，这在改革开放30年来前所未见。
这类“两难”包括：如果选择加息，则实体经济可能压力较大，利润收缩加快，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和停产，就业压力大增，如果不加息，则在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受损，损害储户的利益；人民币如果升值，则出口部门很难承受，同时担心热钱涌入，导致货币流动性释放过快，加剧通货膨胀，如果贬值，又顾虑外部压力，也担心热钱大量流出，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大跌；不调控房地产价格，则社会公众对高房价的积怨更大，影响社会稳定，但如果房价下跌太多，则地方财源大减，而商业银行也将蒙受较大损失；如果财政政策继续积极，地方政府债务急剧扩张，如果财政政策收缩，则一些刚刚上马的大工程可能就会成为半拉子工程，损失严重……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形成了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社会保障的一定预期，但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很难解决；想要提高内需，扭转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20年来不断下降的趋势，就必须扭转既得利益的扩张，但是既得利益又很强大；想减少外部市场依赖，但是内需市场又起不来；我们希望提高劳动者收入，但是又顾虑降低中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我们将资源价格提高到合理水平，但又疑虑会刺激通货膨胀……
总之，现在已经很难有一个或一组有效的方法，让大多数人满意，有人满意必有人不满意，甚至大家都不满意。换言之，我们无法再用一部分增量的利益扩张来覆盖另一部分利益收缩所带来的反弹。而且我们也很难再将问题向后转移。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退无可退，现在必须直面财富的公正合理再分配问题，即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攻坚了。
经济的本质有两个：一是财富增量创造；一是财富存量分配。一个健康的社会，能够合理地奖赏真正的财富创造者，而同时能有力地遏制通过再分配转移或占有他人合理财富的行为。它应该有公正的执法者，通过统一公平透明的规则，保护财富创造，公正分配财富。
过去20多年，我们重视的是前者——以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通过发展创造增量以满足社会需求——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来分增量的蛋糕，有人多分一点，有人少一点，但都比过去多，皆大欢喜。
这样的一个美好愿望推动之下，经济发展成了财富创造的代名词，发展就成了第一要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水快流，大干快上。而GDP又变成了经济发展的代名词，在发展名义之下，财富的公正合理再分配则被忽视，乃至被漠视。
任何一个重大的经济行为往往同时有着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的双重属性。以一度的引进外资“靓女先嫁”的政策为例。外资固然有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可以推动某个开放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内外资不平等的税收——外资三年免税、五年减税，正式征收也只是15％；而内资企业是33％。即使内外资其他竞争条件相当，这种不公平的竞争规则也必然导致内资财富向外资的转移。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引进外资高峰期时，国内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的原因之一。诚然，内外资竞争不公平税收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纠正，但是由于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形成了强势竞争地位，甚至是垄断地位。它们现在开始享受作为价值链链主的回报，即没有任何企业是白求恩那样的国际主义者，在投入期，它固然能够带来投资和发展，然而，到了回报期，当控制了产业链，它们就会获得稳定的、源源不断的利润回报。这将回报其股东、回报其母国市场。这也是中国内需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此为内资外资的分配不合理。
另一个在发展名义下的是政府既得利益的扩张，因为发展，地方政府有理由扩大税源、扩大投资、搞重点工程、上形象工程，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政府投资总体上是负收益。行政开支也不断扩张。由于政府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它只能通过增加税收，发行钞票和土地财政等手段寻求财源，而养老、医疗、教育的财源就捉襟见肘，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的提出也在所难免。
政府本来的基本职能是为了使财富再分配更加合理，即在一次分配时，由于资本在市场博弈能力较强，财富创造有向资方分配倾斜的天然性，因此政府的二次分配起到调节作用，让劳方通过社会保障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政府的既得利益扩张，使得其自身大量消化二次合理分配的财源，甚至要增加更多税收或变相税赋来满足自身的利益膨胀。此为官方民间的分配不合理。
当前还存在的主要的不合理的财富再分配还包括：国有垄断资源企业，其垄断了全民所有的矿产资源等，或者私人廉价独占矿产资源，基本不交资源税，上交的税收利润也很少，全民所有的资源财富无法回馈社会公众。此为资源财富的分配不合理。
若论最为快速的财富再分配，那首先要算资本市场，在股市，由于缺乏集体诉讼和举证责任在辩方等遏制强者投机的制度，特别是推出了股指期货等工具后，财富由弱者向强者转移的速度大大加快，此为资本市场分配的不合理。而在中美金融财富博弈中，中国用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和无数的劳动损耗创造的真实物质财富，换回来两万多亿美元的纸币和外国债券，外汇储备可以借给美国政府近一万亿美元，却不能借给中国社保基金一元人民币。 此为中外财富分配不合理。
这种多重不合理的财富再分配，不仅已经使增量蛋糕的美梦难圆，更让社会公众的存量蛋糕被分走，这就集中地表现在国内消费不断下降，已经下降到世界大国中未曾有过的35％，又使得微观经济和社会公众的经济承受能力越来越接近底线，这又导致宏观调控的各种弹性日渐缩减，两难困境不断增多。
简言之，中国试图再通过增量扩张来解决利益冲突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再试图通过经济发展来调和社会矛盾的空间已经殆尽。是到了必须将财富公正合理分配作为最重要战略出路的时候了，是到了中国必须进行对既得利益进行改革攻坚的时候了。
尽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尽管既得利益阻力巨大，但只要抓住最关键的要害——要让本属于公众的利益还于公众，必先使本属于人民的权力归于人民——就可以成功。
--张庭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