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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财源，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讨口彩的名字。但是，5月28日《华夏时报》的报道劈头第一句话却是：“徐财源，这是一个让小股民拥护、监管层头痛、上市公司避之唯恐不及的名字。”原来，自从2008年带头为钢钒权证的投资者维权成功后，他俨然已经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的“维权斗士”，不断有人向他爆料上市公司的黑幕。最近，徐财源又将矛头指向了内蒙古金宇集团，向其送出了一份股东质询函，并同时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交所投交了举报函，举报金宇集团董事长张翀宇涉嫌以“市长特别奖”名义***上市公司募集资金238万元。
面对徐财源的质询，金宇集团高挂免战牌。至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交所，对于徐财源的举报，则基本上是充耳不闻。为此，徐财源在日前向上海市司法部门递交行政诉状，以上海证交所为被告，起诉其行政不作为。上海市的司法机关在经过了一圈推诿以后，终于收下了徐财源的申诉，至于是否会立案，或者立案后何时开庭审理，目前还不得而知。
一个投资者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问题，这对于以市场监管为己任的证监会、交易所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这证明了投资者对监管部门的信赖。但是事实却是，举报者的行动在监管部门那里并不受欢迎，记者说徐财源让监管层“头痛”，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乱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金宇集团在接获徐财源的质询以后，其高管已经到北京等地展开频繁的公关活动，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监管层与被举报者存在着利益牵连，也就是说，证监会、证交所可能吃了、喝了、拿了金宇集团的什么好处，但是，在没有相关事实揭露的情况下，这种想法虽然很容易产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逻辑”，却未免失之粗疏。更符合事实的答案，倒是金宇集团所在地的内蒙古自治区证监局，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路径。该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证监局有自己的程序，目前没有对金宇集团立案调查。”很显然，徐财源的举报，在证监部门的“程序”之外，因此他们才会对其置之不理，而徐财源偏偏纠缠不休，这确实是要让监管部门感到“头痛”不已了。
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行动，需要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这并没有错。监管部门手中掌握有公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如果不遵守程序，超越程序，就很容易导致公权力的肆意膨胀，进而出现枉法行为，造成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但是，投资者的举报与监管部门的执法程序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两者良性互动是保证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重要保证。由于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很多违法行为表现得十分隐蔽，仅仅依靠监管部门自身的力量，面对浩瀚的市场，难免会产生挂一漏万的问题。但是，投资者由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对上市公司的违法问题十分敏感，对公司侵犯自身利益有切身的感受，这一特性又决定了他们很容易发现上市公司的问题。事实上，中国资本市场早期被揭露的一些造假公司，无论是红光、银广夏，还是蓝田、大庆联谊，最初无一不是由投资者的举报提供线索，最后在监管部门的介入下才使造假者得到应有的惩处。事实已经证明，投资者的举报，本身就是市场监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程序”，如果市场监管只能限于监管部门的小圈子中，排斥来自投资者的举报，那么，很多违法行为就会被隐藏起来。
在资本市场上，我们习惯于把参与股票买卖的人称为“投资者”，其实，在当代社会，他们还有一个更响亮的身份，那就是“公民”。徐财源的举报行动，从表面上看，他是作为一个股东，在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以一个公民的姿态在维护社会的正义。维护社会的正义——— 这个职能本来应该是由公权力责无旁贷地行使起来的，但是，令人感到沮丧的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下，我国的公权力已经公开打出了“亲商”的旗号，更多地具有了“经济人”的色彩，从而成为商业利益的保护伞。即以资本市场来说，监管部门的首要任务是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已经成为检验监管部门政绩的“硬指标”，至于投资者利益保护，则成了可有可无的一块标签。在这种更高层次的“利益机制”的制约下，举报人被视为扰乱公权力“程序”的一种“不安定因素”，其受到排斥几乎是必然的。
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资本市场上另一位举报人范德均的遭遇。这是一个比徐财源还要让监管部门“头痛”的人物，此人在持续向监管部门举报四川长虹财务造假调查的问题后，虽然导致了当地证监局和国税局的立案调查，但在诸多事实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该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结论已经作出，也就是说，范德均的举报大门已经关上。但就在这个结论公布的同时，据媒体报道，范德均却被警方抓走，至今已过去10余天却音讯全无。我们可以相信的一点是，以后范德均如果被押上公堂，他的罪名决不是因为这起对长虹的举报，但是，如果他不对长虹进行举报，则一定可以避免这场牢狱之灾。而通过对范德均的“依法打击”，长虹仍然作为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中国股市的上空。
http://gcontent.nddaily.com/0/91/091bc5440296cc0e/Blog/ed1/3540d1.html
面对徐财源的质询，金宇集团高挂免战牌。至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交所，对于徐财源的举报，则基本上是充耳不闻。为此，徐财源在日前向上海市司法部门递交行政诉状，以上海证交所为被告，起诉其行政不作为。上海市的司法机关在经过了一圈推诿以后，终于收下了徐财源的申诉，至于是否会立案，或者立案后何时开庭审理，目前还不得而知。
一个投资者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问题，这对于以市场监管为己任的证监会、交易所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这证明了投资者对监管部门的信赖。但是事实却是，举报者的行动在监管部门那里并不受欢迎，记者说徐财源让监管层“头痛”，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乱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金宇集团在接获徐财源的质询以后，其高管已经到北京等地展开频繁的公关活动，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监管层与被举报者存在着利益牵连，也就是说，证监会、证交所可能吃了、喝了、拿了金宇集团的什么好处，但是，在没有相关事实揭露的情况下，这种想法虽然很容易产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逻辑”，却未免失之粗疏。更符合事实的答案，倒是金宇集团所在地的内蒙古自治区证监局，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路径。该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证监局有自己的程序，目前没有对金宇集团立案调查。”很显然，徐财源的举报，在证监部门的“程序”之外，因此他们才会对其置之不理，而徐财源偏偏纠缠不休，这确实是要让监管部门感到“头痛”不已了。
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行动，需要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这并没有错。监管部门手中掌握有公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如果不遵守程序，超越程序，就很容易导致公权力的肆意膨胀，进而出现枉法行为，造成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但是，投资者的举报与监管部门的执法程序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两者良性互动是保证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重要保证。由于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很多违法行为表现得十分隐蔽，仅仅依靠监管部门自身的力量，面对浩瀚的市场，难免会产生挂一漏万的问题。但是，投资者由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对上市公司的违法问题十分敏感，对公司侵犯自身利益有切身的感受，这一特性又决定了他们很容易发现上市公司的问题。事实上，中国资本市场早期被揭露的一些造假公司，无论是红光、银广夏，还是蓝田、大庆联谊，最初无一不是由投资者的举报提供线索，最后在监管部门的介入下才使造假者得到应有的惩处。事实已经证明，投资者的举报，本身就是市场监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程序”，如果市场监管只能限于监管部门的小圈子中，排斥来自投资者的举报，那么，很多违法行为就会被隐藏起来。
在资本市场上，我们习惯于把参与股票买卖的人称为“投资者”，其实，在当代社会，他们还有一个更响亮的身份，那就是“公民”。徐财源的举报行动，从表面上看，他是作为一个股东，在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以一个公民的姿态在维护社会的正义。维护社会的正义——— 这个职能本来应该是由公权力责无旁贷地行使起来的，但是，令人感到沮丧的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下，我国的公权力已经公开打出了“亲商”的旗号，更多地具有了“经济人”的色彩，从而成为商业利益的保护伞。即以资本市场来说，监管部门的首要任务是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已经成为检验监管部门政绩的“硬指标”，至于投资者利益保护，则成了可有可无的一块标签。在这种更高层次的“利益机制”的制约下，举报人被视为扰乱公权力“程序”的一种“不安定因素”，其受到排斥几乎是必然的。
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资本市场上另一位举报人范德均的遭遇。这是一个比徐财源还要让监管部门“头痛”的人物，此人在持续向监管部门举报四川长虹财务造假调查的问题后，虽然导致了当地证监局和国税局的立案调查，但在诸多事实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该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结论已经作出，也就是说，范德均的举报大门已经关上。但就在这个结论公布的同时，据媒体报道，范德均却被警方抓走，至今已过去10余天却音讯全无。我们可以相信的一点是，以后范德均如果被押上公堂，他的罪名决不是因为这起对长虹的举报，但是，如果他不对长虹进行举报，则一定可以避免这场牢狱之灾。而通过对范德均的“依法打击”，长虹仍然作为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中国股市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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