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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里的山东平原县依然干旱少雨，走在这片土地上，沙尘弥漫在空气中，田间是刚刚露头亟待浇灌的农作物，如若不去看路边那些用水泥和红砖修建的现代建筑，很容易让人产生时空交错的感觉——110年前，也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大批历经了黄河泛滥和干旱无雨轮番侵袭的朴素农人，开始走出家门，结伴向河北和北京进发。一路上，他们掀翻朝廷花重金铺就的铁轨，砍断刚刚树立不久的电线杆，焚烧了一座座由洋教士们苦心修建的教堂。他们呼喊着口号，声称自己神灵附体，能够刀枪不入，抵御洋鬼子的枪炮。遇到那些信教的中国人，他们则毫不留情地砍下这些“二毛子”的头颅……
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在为自家的衣食生计而愁苦，见到大小官吏，亦如往常一样双腿颤抖，并不敢抬头直视官老爷们的眼睛。他们大多并不识字，所获知识不外乎稗官野史和戏曲传说。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他们安于乡土，完粮纳税，是普天之下最忍辱负重的子民。可如今，他们却狂暴如决堤的黄河之水。他们身着红衣，头裹红布，所经之处，无不被淹没成一片红色汪洋。
就是这群质朴淳善的农人们，一旦被狂热情绪所点燃，就爆发出不亚于宗教徒一般的力量。他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不惜牺牲自身的生命而去维护一种信念，而全然不顾这信念是否被扭曲，被操纵，被玩弄……
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双重悲剧的色彩。一重悲剧是团民们本身，他们起初被当政者视之为洪水猛兽，在这个视秘密会社为天然大敌的帝国之中，聚众从来都被看作是一种威胁。而当掌权者发现可以通过操控这种农民们质朴的情绪，而达到抵制外来者压力的目的时，他们又迎奉团民为座上高宾，将之送到现代化的枪炮口之下，充当人肉盾牌。而当拳民们失去利用价值时，他们的头颅立刻变成了和谈的砝码，那些曾经在一个战壕中作战的军爷们，并不会因恋念旧情而手软。
另一重悲剧则是义和团事件之后的义和团形象。自1900年至今，110年来，这片红色的汪洋成为最为矛盾的复合体——在他们身上，汇集了最朴素与最野蛮，最神圣与最残暴，最机敏与最愚昧，最炽热和最冷血的意象。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支持自己论点的充足材料。外来者称之为“暴徒”、主政者呼之为“拳匪”、启蒙者斥之为“愚民”、平反者推之为“爱国者”…… 每一次时代变迁，他们都会以截然不同的面目重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就这样，他们自身被政治所裹挟，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而他们的形象又被时代所裹挟，成为政治化的符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双重悲剧。可以说，这个国家从义和团发生之后，就一直徘徊在这个悲剧所造成的阴影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为此后100年的中国奠定了一个基调，它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大门。而何时我们能够厘清义和团的本来面貌，让历史成为历史，政治成为政治，那些附着在这些质朴农人身上的各种不恰当的标识才最终能够得以解除，而这个徘徊了100多年的阴霾才能真正散去。
义和团，一个世纪的阴影和话题
张鸣
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出了大名。一时间，成为各国媒体每日关注的头版头条。可惜，国人的出名，不是因为好事，而是由于滥杀教民和传教士以及围攻各国的使馆。19到20世纪，中国人给西方最大的刺激，就数“拳乱”。
从文化的角度，义和团运动应该算是一个古老民族，在面对西方侵略和文化冲击之后的一种基于传统力量的反弹。但是，这种反弹，其实也有可能采取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形式。
毕竟，教案冲突的这些年，也是中国一点点现代化的过程。洋务搞了几十年，义和团发生的当口，中国不仅有了轮船，还有了火车和洋机器的工厂，军队也装备上了洋枪。义和团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戊戌维新失败后的一种“反动”。我们这个民族，顺理成章的自救与反抗，应该是维新变法。
甲午战争，中国这个学习西方的中等生败给了优等生日本，亡国灭种的危机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这个古老民族的觉悟。在变法的问题上，其实无论西太后还是光绪帝，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实存在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却阴差阳错地在变法过程中，使得帝后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
不甘退出权力舞台的西太后在保守派的拥戴下，发动政变，尽废新法。但是，此举不仅伤及清朝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而且形成了一个政治上无解的尴尬——变法是为了应付亡国危机，不变法，但危机却仍在，政治上向后转的清政府，将如何应付呢？似乎唯一的选择是，向后转，从传统中寻求抵御西方的武器。
大传统武器库里已经没有了，只好面向小传统，眼睛向下，从民间文化，民间信仰里寻求出路。这个时候，愈演愈烈的民教冲突，使得跟西太后有同样焦虑的地方官们，有了一种新的发现——民气可用。不仅民气可用，而昂扬的民气中，民众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刀枪不入的法术。
这个法术，在西太后派出可靠的大臣现场查看之后，居然确定是真的。这个信息，给了这个一向谨慎的女强人一种从未有过的底气。特别是当保守派刻意激化西太后跟列强矛盾，制造假照会让西太后交权之后，西太后终于不肯再忍，破釜沉舟，支持义和团，跟列强决裂，发布了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一份宣战诏书，对西方十一国宣战。
被视为朝廷救星的义和团，其实是一大群分布甚广的乌合之众。所有义和团的领袖，无论是朱红灯、本明和尚还是赵三多，甚至于后来的曹福田，都算不上是义和团领袖，他们顶多是一个部分团民的头儿。刀枪不入的法术，是义和团的标记，但这个标记，却是由一群具有相差无几的气功本领的老师，走街串村传授的。这些法术经过无所不在的民间教门改造，流传民间，就变成了救世的法宝。
他们的法术，对于应付枪炮没有任何用处，但有时却可以蒙人，动员很多人加入。需要澄清的是，当时并没有所谓红灯照这种妇女组织。所谓的红灯照，只存在于某些富于幻觉的人们的传说中，一些人甚至幻想她们可以飞到外国，用红灯把俄国和日本的首都给烧了。厉行禁欲主义的义和团里，的确存在若干女人，男人簇拥的女人，比如黄连圣母。
为了让人们相信自己的法术和神通，义和团把自己可怜的知识储备中的所有都倾囊倒出，有八卦的名号，有符咒的使用，还有来自戏剧小说里的神仙和英雄，从关羽张飞到悟空八戒，应有尽有。
当然，这样的义和团和他们的法术，对于抵御八国联军基本没有什么用处。几万团民，甚至几个月都打不下由30个洋兵把守的西什库教堂。众多义和团研究列举的义和团战绩，绝大多数都是清朝正规军的。建立在虚幻的法术上的勇敢，是靠不住的。
尽管他们的确进行了抵抗，也牺牲了很多人，但却没有对八国联军造成太大的威胁。他们实际上是被清政府利用了，确切地说是被保守派利用，当了替罪羊。而且当逃亡到西安的西太后决心讨好列强之后，义和团被无情抛弃，遭到了清军和八国联军携手的镇压。这种镇压，消灭了义和团，但也从此最大限度地消减了清政府的合法性。
义和团运动过后，从晚清到民国，义和团都是一个国人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拳乱”已经成了野蛮的象征，而知识界一直在追求文明。但是，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来没有真正褪去。即使在刻意讲究文明的“五四运动”中，依然有洋人下毒这种义和团式的谣传。现代革命在中国兴起之后，义和团逐渐获得“平反”，知识界的非基督教甚至反基督教倾向，再次浮现。
再后来，在一轮又一轮的革命浪潮中，所有当年教案的流行说法，就都变成了课堂上的历史讲述。也许由于这种革命传统的历史观，在涉及西方的事项上，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一有风吹草动，义和团的情结马上就会冒头。多年教科书的教化，以及教科书精心选择的几张义和团的照片，已经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刻板的道德化印象。
更糟的是，这种刻板印象使得某些人相信，只要爱国，义和团就是榜样，至少是榜样的一种。凡是否定义和团，就有汉奸的嫌疑。多少年来，义和团作为戊戌维新反动的一面，长期被刻意遮蔽，教科书甚至会把这两个原本对立的运动，说成差不多一回事。其实，在义和团运动中，不仅康梁和光绪是绝对的反面角色，连那些洋务派的官僚，也都是敌对势力，只要有可能，都会被杀掉。
这样一个连人们持有一支外国铅笔都可能因此而掉脑袋的运动，在今天满大街追求洋名牌的社会里，居然还有市场。一些浑身洋名牌，满口英文的大学生，在民族主义热血沸腾的时候，脑子里居然义和团的阴魂不散，即使留学到了美国，义和团阴魂还是不散。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认真清理过义和团的“遗产”，1949年之前羞于谈，1949年之后兴奋谈，改革开放之后，含糊谈，或者回避谈。这样的话，人们心里的那个义和团阴魂，无论如何都去不掉。因为，这个阴魂，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民族古老文化心理，息息相关，跟我们后来的革命传统，也息息相关。
一百多年过去，义和团的阴影仍在，话题也时不时冒出来，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赞扬还是咒骂，其实，真正了解这个运动的人，并不多。
http://news.qq.com/a/20100505/001633.htm
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在为自家的衣食生计而愁苦，见到大小官吏，亦如往常一样双腿颤抖，并不敢抬头直视官老爷们的眼睛。他们大多并不识字，所获知识不外乎稗官野史和戏曲传说。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他们安于乡土，完粮纳税，是普天之下最忍辱负重的子民。可如今，他们却狂暴如决堤的黄河之水。他们身着红衣，头裹红布，所经之处，无不被淹没成一片红色汪洋。
就是这群质朴淳善的农人们，一旦被狂热情绪所点燃，就爆发出不亚于宗教徒一般的力量。他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不惜牺牲自身的生命而去维护一种信念，而全然不顾这信念是否被扭曲，被操纵，被玩弄……
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双重悲剧的色彩。一重悲剧是团民们本身，他们起初被当政者视之为洪水猛兽，在这个视秘密会社为天然大敌的帝国之中，聚众从来都被看作是一种威胁。而当掌权者发现可以通过操控这种农民们质朴的情绪，而达到抵制外来者压力的目的时，他们又迎奉团民为座上高宾，将之送到现代化的枪炮口之下，充当人肉盾牌。而当拳民们失去利用价值时，他们的头颅立刻变成了和谈的砝码，那些曾经在一个战壕中作战的军爷们，并不会因恋念旧情而手软。
另一重悲剧则是义和团事件之后的义和团形象。自1900年至今，110年来，这片红色的汪洋成为最为矛盾的复合体——在他们身上，汇集了最朴素与最野蛮，最神圣与最残暴，最机敏与最愚昧，最炽热和最冷血的意象。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支持自己论点的充足材料。外来者称之为“暴徒”、主政者呼之为“拳匪”、启蒙者斥之为“愚民”、平反者推之为“爱国者”…… 每一次时代变迁，他们都会以截然不同的面目重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就这样，他们自身被政治所裹挟，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而他们的形象又被时代所裹挟，成为政治化的符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双重悲剧。可以说，这个国家从义和团发生之后，就一直徘徊在这个悲剧所造成的阴影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为此后100年的中国奠定了一个基调，它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大门。而何时我们能够厘清义和团的本来面貌，让历史成为历史，政治成为政治，那些附着在这些质朴农人身上的各种不恰当的标识才最终能够得以解除，而这个徘徊了100多年的阴霾才能真正散去。
义和团，一个世纪的阴影和话题
张鸣
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出了大名。一时间，成为各国媒体每日关注的头版头条。可惜，国人的出名，不是因为好事，而是由于滥杀教民和传教士以及围攻各国的使馆。19到20世纪，中国人给西方最大的刺激，就数“拳乱”。
从文化的角度，义和团运动应该算是一个古老民族，在面对西方侵略和文化冲击之后的一种基于传统力量的反弹。但是，这种反弹，其实也有可能采取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形式。
毕竟，教案冲突的这些年，也是中国一点点现代化的过程。洋务搞了几十年，义和团发生的当口，中国不仅有了轮船，还有了火车和洋机器的工厂，军队也装备上了洋枪。义和团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戊戌维新失败后的一种“反动”。我们这个民族，顺理成章的自救与反抗，应该是维新变法。
甲午战争，中国这个学习西方的中等生败给了优等生日本，亡国灭种的危机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这个古老民族的觉悟。在变法的问题上，其实无论西太后还是光绪帝，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实存在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却阴差阳错地在变法过程中，使得帝后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
不甘退出权力舞台的西太后在保守派的拥戴下，发动政变，尽废新法。但是，此举不仅伤及清朝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而且形成了一个政治上无解的尴尬——变法是为了应付亡国危机，不变法，但危机却仍在，政治上向后转的清政府，将如何应付呢？似乎唯一的选择是，向后转，从传统中寻求抵御西方的武器。
大传统武器库里已经没有了，只好面向小传统，眼睛向下，从民间文化，民间信仰里寻求出路。这个时候，愈演愈烈的民教冲突，使得跟西太后有同样焦虑的地方官们，有了一种新的发现——民气可用。不仅民气可用，而昂扬的民气中，民众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刀枪不入的法术。
这个法术，在西太后派出可靠的大臣现场查看之后，居然确定是真的。这个信息，给了这个一向谨慎的女强人一种从未有过的底气。特别是当保守派刻意激化西太后跟列强矛盾，制造假照会让西太后交权之后，西太后终于不肯再忍，破釜沉舟，支持义和团，跟列强决裂，发布了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一份宣战诏书，对西方十一国宣战。
被视为朝廷救星的义和团，其实是一大群分布甚广的乌合之众。所有义和团的领袖，无论是朱红灯、本明和尚还是赵三多，甚至于后来的曹福田，都算不上是义和团领袖，他们顶多是一个部分团民的头儿。刀枪不入的法术，是义和团的标记，但这个标记，却是由一群具有相差无几的气功本领的老师，走街串村传授的。这些法术经过无所不在的民间教门改造，流传民间，就变成了救世的法宝。
他们的法术，对于应付枪炮没有任何用处，但有时却可以蒙人，动员很多人加入。需要澄清的是，当时并没有所谓红灯照这种妇女组织。所谓的红灯照，只存在于某些富于幻觉的人们的传说中，一些人甚至幻想她们可以飞到外国，用红灯把俄国和日本的首都给烧了。厉行禁欲主义的义和团里，的确存在若干女人，男人簇拥的女人，比如黄连圣母。
为了让人们相信自己的法术和神通，义和团把自己可怜的知识储备中的所有都倾囊倒出，有八卦的名号，有符咒的使用，还有来自戏剧小说里的神仙和英雄，从关羽张飞到悟空八戒，应有尽有。
当然，这样的义和团和他们的法术，对于抵御八国联军基本没有什么用处。几万团民，甚至几个月都打不下由30个洋兵把守的西什库教堂。众多义和团研究列举的义和团战绩，绝大多数都是清朝正规军的。建立在虚幻的法术上的勇敢，是靠不住的。
尽管他们的确进行了抵抗，也牺牲了很多人，但却没有对八国联军造成太大的威胁。他们实际上是被清政府利用了，确切地说是被保守派利用，当了替罪羊。而且当逃亡到西安的西太后决心讨好列强之后，义和团被无情抛弃，遭到了清军和八国联军携手的镇压。这种镇压，消灭了义和团，但也从此最大限度地消减了清政府的合法性。
义和团运动过后，从晚清到民国，义和团都是一个国人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拳乱”已经成了野蛮的象征，而知识界一直在追求文明。但是，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来没有真正褪去。即使在刻意讲究文明的“五四运动”中，依然有洋人下毒这种义和团式的谣传。现代革命在中国兴起之后，义和团逐渐获得“平反”，知识界的非基督教甚至反基督教倾向，再次浮现。
再后来，在一轮又一轮的革命浪潮中，所有当年教案的流行说法，就都变成了课堂上的历史讲述。也许由于这种革命传统的历史观，在涉及西方的事项上，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一有风吹草动，义和团的情结马上就会冒头。多年教科书的教化，以及教科书精心选择的几张义和团的照片，已经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刻板的道德化印象。
更糟的是，这种刻板印象使得某些人相信，只要爱国，义和团就是榜样，至少是榜样的一种。凡是否定义和团，就有汉奸的嫌疑。多少年来，义和团作为戊戌维新反动的一面，长期被刻意遮蔽，教科书甚至会把这两个原本对立的运动，说成差不多一回事。其实，在义和团运动中，不仅康梁和光绪是绝对的反面角色，连那些洋务派的官僚，也都是敌对势力，只要有可能，都会被杀掉。
这样一个连人们持有一支外国铅笔都可能因此而掉脑袋的运动，在今天满大街追求洋名牌的社会里，居然还有市场。一些浑身洋名牌，满口英文的大学生，在民族主义热血沸腾的时候，脑子里居然义和团的阴魂不散，即使留学到了美国，义和团阴魂还是不散。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认真清理过义和团的“遗产”，1949年之前羞于谈，1949年之后兴奋谈，改革开放之后，含糊谈，或者回避谈。这样的话，人们心里的那个义和团阴魂，无论如何都去不掉。因为，这个阴魂，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民族古老文化心理，息息相关，跟我们后来的革命传统，也息息相关。
一百多年过去，义和团的阴影仍在，话题也时不时冒出来，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赞扬还是咒骂，其实，真正了解这个运动的人，并不多。
http://news.qq.com/a/20100505/00163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