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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国防会议主席。他是列宁之后第二位有大学文凭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比短期内相继辞世的三位前任都年富力强，且辩才无碍，可即兴演说，迥异于照本宣科的前任。新的总书记令苏联国民满怀期待，殊不知，戈尔巴乔夫发动了一场貌似改革的“革命”，最终埋葬了苏联国家。
“重建”背后的激进主义
俄语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当年被中国学者普遍译为“改革”，其实，译为“重建”更妥帖。“改革”虽然也是一场革命，但不如“重建”来得大破大立。何况，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激进、排他、理想化。
1988年1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与报刊编辑见面时称：“现在我们才开始明白，什么是重建。这是一场革命……但是，对于我们走向的社会的全貌，我们是没有的。”多年后可知，“重建”、“加速”、“新思维”等提法相当激进，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延续了官方自由主义改革路线，但必须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改革已不能满足国民的胃口，破坏性冲动已占上风。戈尔巴乔夫后来辩解说，“重建”是无罪的，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而随着“重建”、“公开性”等成为超级价值，与此相关的忏悔历史、解除意识形态禁令等，迅速让苏共“祛魅”。
“重建”等思想绝非戈尔巴乔夫灵光乍现的独创，其中既有前任（“加速”最早源自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安德罗波夫）提法的影子，也源于其夫人赖莎、其顾问雅科夫列夫等人；还有一个来源是持不同政见运动。该运动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苏联变种，从1960年代开始同苏联政权长期对抗。镇压异见者曾是克格勃的主要活动，但到了1980年代，政治异见者的思想似乎拥有了官方地位。戈尔巴乔夫认同并现成地接过其旗帜；运动被合法化，人人都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等人不再是民间的“人权斗士”，而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但是，该运动中的理智、温和部分已衰退，占上风的是激进革命派，其目标是摧毁苏联体制（如，按照“萨哈罗夫宪法”，“欧亚苏联”应是某种邦联制，俄罗斯也应该大卸八块）。戈尔巴乔夫最初与持不同政见运动紧密结合，但最终也成为绊脚石，在“谁更激进”的比赛中被淘汰。
戈尔巴乔夫也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重建”。对此，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明确表示：“重建”是“别人的妻子”，我们不会把她带回自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判断：戈尔巴乔夫这样搞，初衷或许是好的，但是不会坚持五六年；朝鲜则有对抗类似思想“瘟疫”的“主体思想”。看起来，拒绝了戈尔巴乔夫主义的国家，现在都得以保持政权稳定，而受传染的国家（如东欧，如阿富汗、蒙古）则要么发生了剧变，要么陷入了政治动荡。
戈尔巴乔夫先后获得多种评价，如“民主社会主义者”、“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 “伟大的改革家”、“伟大的人权斗士”、“和平主义者”（德国人最为感谢他，西方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叛徒”（美国国务卿贝克最早说过）、“西方代理人”（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最早说过）、“西方间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怀疑雅科夫列夫是西方间谍；近年来更有人言之凿凿地称：1950年代末雅科夫列夫已被西方情报部门招募，正是他将戈氏拉下了水）等等。但客观地说，从赫鲁晓夫开始“解构”斯大林体制，到戈尔巴乔夫加快并完成对苏联的“解构”，苏联解体是一场多数公民都有参与的“共同革命”，戈氏本人不过是顺应了当时的潮流；而叶利钦应被视为“重建”的产物，是次生现象（叶利钦曾写道：你不能停下你已开始了的进程）。
“解体”仍在进行
苏联具有穹顶式的帝国上层结构，支撑这一穹顶的是若干同心圆状的圈型结构：外圈包括东欧各国、蒙古、古巴、阿富汗等国，中圈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中亚等加盟地区，内圈是北高加索、伏尔加河地区等民族地区，核心圈则是俄罗斯的欧俄部分。简单地打破某一层圈型结构，并不能危害整座苏联大厦。实际上，苏联解体的空间顺序是由外而内、由西至东；解体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甚至也可能有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
第一阶段：1980年代末，东欧剧变、东西德统一，首先从外围打开苏联的缺口；苏军从阿富汗、蒙古等国撤军后，这些国家也发生了剧变。同时，苏联的内外变化还直接间接地导致南斯拉夫解体，酿成了巴尔干的大悲剧。随后，苏联本身开始了解体进程，同样是从边缘到核心：首先发难的是波罗的海国家，然后是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相对更靠近欧洲），而中亚、高加索共和国宣示主权的初衷多是为了保全颜面、或表示激愤，因它们被莫斯科视为亟待甩掉的包袱。
第二阶段：1991年12月26日只是宣布苏联本土解体的仪式，其解体的事实已在此前完成：苏共保守派篡权并软禁戈尔巴乔夫的819事件，以及俄、白、乌三国12月8日签署的《别洛韦日协定》等已经终结了苏联。
第三阶段：俄罗斯的解体进程，也始于戈尔巴乔夫“重建”——以车臣危机最为突出。车臣危机是俄罗斯的再解体，也是苏联解体的新阶段。在1990年代，如果不是车臣战争，俄罗斯将出现无数个车臣！鞑靼、巴什基尔、图瓦等40多个联邦主体都要求独立，恰恰是两次车臣战争遏制了这种势头。现在，车臣局势好转，而周边的印古什、达吉斯坦、北奥塞梯等却走向“车臣化”；除了北高加索地区外，鞑靼以及蒙古语族地区等也有分离趋势。俄罗斯精英一度非常悲观，认为未来俄罗斯的国土可能仅限于欧俄，东界不超过乌拉尔山。
今天，俄罗斯之外的“苏联”部分还在继续解体：乌克兰政治东、西分裂：西部亲德，东部亲俄；格鲁吉亚还处于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安加尔、南奥塞梯、阿布哈兹都曾要求独立，阿、南二地已事实上不受格鲁吉亚控制；亚美尼亚“纳-卡地区”事实上处于不独、不统状态；中亚费尔干纳谷地可能成为激进势力的乐园；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分裂、轮流坐庄；等等。
2008年2月的“科索沃模式”又让前苏联地区产生解体的新动力：克里米亚、第涅伯河沿岸、中亚也在继续孵化、裂变出新的“准国家”；2008年8月爆发了俄格战争，这是“苏联”的“内战”，仍是苏联解体的后遗症。而这些再解体进程让“苏联人”互相仇视、敌对，永远无法再次走近，因而，复活苏联多半只是荒古一梦。
1917年视野中的1991年
如果将1917年与1991年分别关系苏联兴亡的史实作比较，可凸显1991年的“革命”特质，颇为意趣盎然。
1、始于改革，终于革命。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制造了反体制力量，民粹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力量上升，沙皇制度最终被推翻；同样，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苏联解体准备了思想前提和群众基础。
2、民族炸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打破沙俄这一“各民族的监狱”，实现民族自决，唤醒了各民族的自我意识，形成打击沙皇制度的合力。1991年前后，叶利钦等人也支持民族地区的独立要求（叶利钦在鞑靼表示：“你们能消化多少主权，就拿去多少主权！”），以利于摧毁苏联；直至俄独立后，才采取措施维护国家统一，但车臣的尾大不掉之势已成。
3、政权覆灭伴随着国家解体。19世纪末，俄帝国领土为2180万平方公里；1917年尼古拉二世逊位后，俄国丧失波兰、芬兰、波罗的海国家等大幅领土和人口。二战结束时，苏联领土达224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3亿；1991年戈尔巴乔夫辞职后，俄联邦领土 1707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5亿。
4、内战。十月革命取胜后不久，就爆发了长达3年多的、兄弟阋墙的残酷内战，俄罗斯付出的民族代价远大于几乎兵不血刃的十月革命，但却是革命的逻辑后果。革命使俄罗斯红、白对立，兄弟反目、父子成仇。有数字说，1918~1922年间有1300多万人死去。同理，将苏联解体称为“文明地分手”，显然过于美化。如果仔细盘点，会发现解体是一幅幅悲惨的图景：1985年到1995年，因民族冲突导致50万人死去，70万人受伤或残废（1991年底到1993年4月就有15万人丧生）。在前苏联地域，从两场车臣战争到塔吉克斯坦内战，从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对抗到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因争夺纳-卡地区而爆发流血冲突，再到俄与乌克兰、格鲁吉亚、波罗的海国家等的外交对抗，都是极大的“内耗”。
其它类似之处还有：1917年科尔尼洛夫将军叛乱和1991年819事件的失败，都坐实了“败者为寇”的论断；1918年解散制宪会议和1993年炮轰白宫事件，都加快了“胜者为王”的步伐；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和1991年《别洛韦日协定》，都使俄罗斯失去乌克兰、白俄罗斯部分或全部土地；1920 年代末苏俄农业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等举措，与1992年前后俄罗斯实施的“休克疗法”，社会代价同样巨大。
不管有多少历史轮回的影子，1917年沙俄覆亡和1991年苏联解体，形式上还是不同的：前者是土崩（人民起义），后者是瓦解（诸侯造反）；前者曾面临外敌，后者基本上是自我崩溃。这正应了本文的主题，即沙俄罗曼诺夫王朝是在拖拖拉拉的改革中迎来自己的末日的，而苏联大厦则是在匆匆忙忙的大拆大建中垮塌的。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2123
“重建”背后的激进主义
俄语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当年被中国学者普遍译为“改革”，其实，译为“重建”更妥帖。“改革”虽然也是一场革命，但不如“重建”来得大破大立。何况，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激进、排他、理想化。
1988年1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与报刊编辑见面时称：“现在我们才开始明白，什么是重建。这是一场革命……但是，对于我们走向的社会的全貌，我们是没有的。”多年后可知，“重建”、“加速”、“新思维”等提法相当激进，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延续了官方自由主义改革路线，但必须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改革已不能满足国民的胃口，破坏性冲动已占上风。戈尔巴乔夫后来辩解说，“重建”是无罪的，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而随着“重建”、“公开性”等成为超级价值，与此相关的忏悔历史、解除意识形态禁令等，迅速让苏共“祛魅”。
“重建”等思想绝非戈尔巴乔夫灵光乍现的独创，其中既有前任（“加速”最早源自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安德罗波夫）提法的影子，也源于其夫人赖莎、其顾问雅科夫列夫等人；还有一个来源是持不同政见运动。该运动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苏联变种，从1960年代开始同苏联政权长期对抗。镇压异见者曾是克格勃的主要活动，但到了1980年代，政治异见者的思想似乎拥有了官方地位。戈尔巴乔夫认同并现成地接过其旗帜；运动被合法化，人人都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等人不再是民间的“人权斗士”，而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但是，该运动中的理智、温和部分已衰退，占上风的是激进革命派，其目标是摧毁苏联体制（如，按照“萨哈罗夫宪法”，“欧亚苏联”应是某种邦联制，俄罗斯也应该大卸八块）。戈尔巴乔夫最初与持不同政见运动紧密结合，但最终也成为绊脚石，在“谁更激进”的比赛中被淘汰。
戈尔巴乔夫也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重建”。对此，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明确表示：“重建”是“别人的妻子”，我们不会把她带回自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判断：戈尔巴乔夫这样搞，初衷或许是好的，但是不会坚持五六年；朝鲜则有对抗类似思想“瘟疫”的“主体思想”。看起来，拒绝了戈尔巴乔夫主义的国家，现在都得以保持政权稳定，而受传染的国家（如东欧，如阿富汗、蒙古）则要么发生了剧变，要么陷入了政治动荡。
戈尔巴乔夫先后获得多种评价，如“民主社会主义者”、“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 “伟大的改革家”、“伟大的人权斗士”、“和平主义者”（德国人最为感谢他，西方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叛徒”（美国国务卿贝克最早说过）、“西方代理人”（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最早说过）、“西方间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怀疑雅科夫列夫是西方间谍；近年来更有人言之凿凿地称：1950年代末雅科夫列夫已被西方情报部门招募，正是他将戈氏拉下了水）等等。但客观地说，从赫鲁晓夫开始“解构”斯大林体制，到戈尔巴乔夫加快并完成对苏联的“解构”，苏联解体是一场多数公民都有参与的“共同革命”，戈氏本人不过是顺应了当时的潮流；而叶利钦应被视为“重建”的产物，是次生现象（叶利钦曾写道：你不能停下你已开始了的进程）。
“解体”仍在进行
苏联具有穹顶式的帝国上层结构，支撑这一穹顶的是若干同心圆状的圈型结构：外圈包括东欧各国、蒙古、古巴、阿富汗等国，中圈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中亚等加盟地区，内圈是北高加索、伏尔加河地区等民族地区，核心圈则是俄罗斯的欧俄部分。简单地打破某一层圈型结构，并不能危害整座苏联大厦。实际上，苏联解体的空间顺序是由外而内、由西至东；解体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甚至也可能有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
第一阶段：1980年代末，东欧剧变、东西德统一，首先从外围打开苏联的缺口；苏军从阿富汗、蒙古等国撤军后，这些国家也发生了剧变。同时，苏联的内外变化还直接间接地导致南斯拉夫解体，酿成了巴尔干的大悲剧。随后，苏联本身开始了解体进程，同样是从边缘到核心：首先发难的是波罗的海国家，然后是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相对更靠近欧洲），而中亚、高加索共和国宣示主权的初衷多是为了保全颜面、或表示激愤，因它们被莫斯科视为亟待甩掉的包袱。
第二阶段：1991年12月26日只是宣布苏联本土解体的仪式，其解体的事实已在此前完成：苏共保守派篡权并软禁戈尔巴乔夫的819事件，以及俄、白、乌三国12月8日签署的《别洛韦日协定》等已经终结了苏联。
第三阶段：俄罗斯的解体进程，也始于戈尔巴乔夫“重建”——以车臣危机最为突出。车臣危机是俄罗斯的再解体，也是苏联解体的新阶段。在1990年代，如果不是车臣战争，俄罗斯将出现无数个车臣！鞑靼、巴什基尔、图瓦等40多个联邦主体都要求独立，恰恰是两次车臣战争遏制了这种势头。现在，车臣局势好转，而周边的印古什、达吉斯坦、北奥塞梯等却走向“车臣化”；除了北高加索地区外，鞑靼以及蒙古语族地区等也有分离趋势。俄罗斯精英一度非常悲观，认为未来俄罗斯的国土可能仅限于欧俄，东界不超过乌拉尔山。
今天，俄罗斯之外的“苏联”部分还在继续解体：乌克兰政治东、西分裂：西部亲德，东部亲俄；格鲁吉亚还处于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安加尔、南奥塞梯、阿布哈兹都曾要求独立，阿、南二地已事实上不受格鲁吉亚控制；亚美尼亚“纳-卡地区”事实上处于不独、不统状态；中亚费尔干纳谷地可能成为激进势力的乐园；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分裂、轮流坐庄；等等。
2008年2月的“科索沃模式”又让前苏联地区产生解体的新动力：克里米亚、第涅伯河沿岸、中亚也在继续孵化、裂变出新的“准国家”；2008年8月爆发了俄格战争，这是“苏联”的“内战”，仍是苏联解体的后遗症。而这些再解体进程让“苏联人”互相仇视、敌对，永远无法再次走近，因而，复活苏联多半只是荒古一梦。
1917年视野中的1991年
如果将1917年与1991年分别关系苏联兴亡的史实作比较，可凸显1991年的“革命”特质，颇为意趣盎然。
1、始于改革，终于革命。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制造了反体制力量，民粹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力量上升，沙皇制度最终被推翻；同样，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苏联解体准备了思想前提和群众基础。
2、民族炸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打破沙俄这一“各民族的监狱”，实现民族自决，唤醒了各民族的自我意识，形成打击沙皇制度的合力。1991年前后，叶利钦等人也支持民族地区的独立要求（叶利钦在鞑靼表示：“你们能消化多少主权，就拿去多少主权！”），以利于摧毁苏联；直至俄独立后，才采取措施维护国家统一，但车臣的尾大不掉之势已成。
3、政权覆灭伴随着国家解体。19世纪末，俄帝国领土为2180万平方公里；1917年尼古拉二世逊位后，俄国丧失波兰、芬兰、波罗的海国家等大幅领土和人口。二战结束时，苏联领土达224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3亿；1991年戈尔巴乔夫辞职后，俄联邦领土 1707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5亿。
4、内战。十月革命取胜后不久，就爆发了长达3年多的、兄弟阋墙的残酷内战，俄罗斯付出的民族代价远大于几乎兵不血刃的十月革命，但却是革命的逻辑后果。革命使俄罗斯红、白对立，兄弟反目、父子成仇。有数字说，1918~1922年间有1300多万人死去。同理，将苏联解体称为“文明地分手”，显然过于美化。如果仔细盘点，会发现解体是一幅幅悲惨的图景：1985年到1995年，因民族冲突导致50万人死去，70万人受伤或残废（1991年底到1993年4月就有15万人丧生）。在前苏联地域，从两场车臣战争到塔吉克斯坦内战，从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对抗到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因争夺纳-卡地区而爆发流血冲突，再到俄与乌克兰、格鲁吉亚、波罗的海国家等的外交对抗，都是极大的“内耗”。
其它类似之处还有：1917年科尔尼洛夫将军叛乱和1991年819事件的失败，都坐实了“败者为寇”的论断；1918年解散制宪会议和1993年炮轰白宫事件，都加快了“胜者为王”的步伐；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和1991年《别洛韦日协定》，都使俄罗斯失去乌克兰、白俄罗斯部分或全部土地；1920 年代末苏俄农业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等举措，与1992年前后俄罗斯实施的“休克疗法”，社会代价同样巨大。
不管有多少历史轮回的影子，1917年沙俄覆亡和1991年苏联解体，形式上还是不同的：前者是土崩（人民起义），后者是瓦解（诸侯造反）；前者曾面临外敌，后者基本上是自我崩溃。这正应了本文的主题，即沙俄罗曼诺夫王朝是在拖拖拉拉的改革中迎来自己的末日的，而苏联大厦则是在匆匆忙忙的大拆大建中垮塌的。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