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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系教授，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专家，代表性著作有《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即将在中国出版中文版），艾尔曼是《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第七章的作者，目前受教育部的聘请，作为长江学者在复旦大学讲学。
迄今为止，“剑桥中国史”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11卷。今年，最新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也将由该社出版。近日，《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作者之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系教授艾尔曼教授来人大讲学。记者就艾尔曼撰写的相关内容采访了他。
科举是一种选官制度
新京报：你在《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这个书里，主要写当时的教育情况。我们知道，原来有一个说法，科举制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很好的制度，它有利于人才从底层向上流动。
艾尔曼：科举制通过考试，可以让商人、军人、农民等进入官僚体制，又通过科举制形成了官僚的轮流。这和西方、日本的贵族制完全不一样，中国人没有贵族，除了皇帝世袭之外，官僚社会阶层地位很高，但不是贵族。
新京报：你说过，科举制度影响了西方，具体是哪些方面？
艾尔曼：英国等其他西欧国家开始都是以贵族为主。这些人不是文盲，但读书不多，他们靠神父做文字工作。后来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贵族开始跟能读写的人学习，学好之后可以做官，这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因为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后，发现科举制度很普遍，他们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后来十八世纪的德国、英国、法国开始培养人才，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他们就开始模仿中国。
但是，他们对于科举制的模仿各有不同，比如德国，把教授制和官僚制结合在一起，延续至今。德国的教授是文官，也是政府工作人员。
八股文是考试控制工具
新京报：清代科举形式上的变化，是“八股文”、律诗被引入考试之中，你怎么看？
艾尔曼：文体变化的原因，主要问题还是考生太多。比方乾隆时代的南京贡院，有1.7万考生参加考试，考官有20多人，一万多篇文章，他们大概要用一个月看完。这样，他需要学生的文章写得短一点，所以八股文很重要，八股文是五百字，几百字，一下子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的成绩如何。律诗也是这样的，五言八韵，那是40个字，写得对不对很容易看出来。
新京报：如你所说，八股文的出现是为了考官看题方便。
艾尔曼：对，方便，考官没有别的办法。他们阅卷的压力太大，所以他们以一个短短的比较复杂的八股文，作为考试制度中的一个控制工具。这跟明朝不一样，明朝三四千字，能把你的意见表达得清清楚楚。到了清朝，因为人口的压力太大，竞争太激烈，大家都认为八股文跟律诗作为考题最方便。
科举是社会稳定机制
新京报：科举制的社会功能，能否具体解释下？
艾尔曼：科举制度推动了教育。受教育人员，考试考不上，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当中医、讼师，也可以当僧人。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帮助宗族了解赋税、政策、账目等等。一方面是科举制度培养人才做官，但是这是少数的，大多数考不上，转行做别的事情。
就政府而言，科举制度的目标是培养做官人才，但是，政府没有预料到最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考不上的人在社会里面有很多事情可做。这方面的分析，中国学者一直不太注意。我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科举制度是中国很好的一个教育制度，这个教育制度都是自学的，考试考不上还可以做别的工作，所以，这一制度很妙。
新京报：科举制下，考不上的毕竟是大多数。这大多数会不会带来不稳定？
艾尔曼：科举制下，5%的人成功，考上了；95%不成功，考不上。这种情况，恰恰构成了社会的稳定。你看南京贡院1.7万个考生，政府才选了 100多个官员，是其他的人很笨吗？不是，这个制度孕育、产生了大批能读能写的人，他们即使参加科举考试失败，也可以选择别的工作。
程朱理学投机分子多
新京报：科举制普及教育的功能是否推动了清代学术发展？
艾尔曼：很多考证学家，是不要做官的。他们中，有些人考上了进士。到了清朝中叶，考上进士，不一定有官做，因为那个时候进士很多了。到乾隆末年，考上进士之后，要十年、十五年，才能得到一个地方官，所以他们要做别的事情。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两广总督的阮元，他知道很多人没工作，他请他们编一些东西，天文算法、编字典等等。做官的请研究者进来，在幕府里面工作，搞资料。这是一种学术风气。
还有很多江苏进士，因为籍贯回避的原因，要在外地做官。其中有一些人被派到陕西，他们接触唐朝以前的资料，他们用这个机会做了很多研究。有很多学者利用这个机会恢复古学、恢复汉学，了解中国以前的传统，所以学术思想史跟这个科举制度有分不开的关系了。科举与学术，互相影响。
新京报：你说经学的存在就是科举制度的支持。
艾尔曼：比如说程朱理学，没有科举制，就不会那么流行。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创立大学制度，程朱理学已经边缘化了，只有极少数人还在坚持学程朱的思想。但是，明清时期，你不学，就没有办法考科举，所以程朱思想跟科举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朝廷支持程朱思想，你非学不可。
新京报：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学了，是不是以程朱思想为自己的为人处世之本，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艾尔曼：对，投机分子比较多。
开设学校与钱最相关
新京报：清朝政府有没有能力开设更多学校，还是它的体制促使它只能这么做？
艾尔曼：清朝乾隆时代有三亿人，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开那么多学校。所以，政府只在上面控制管理科举，而是否接受教育、怎样接受教育都是私人的问题。教育普及需要钱，这个钱哪里来的？需要赋税，农民已经赋税很重，清朝政府就觉得不能提高这个税。
中国是利用科举制度控制教育费用，你自己培养人才，政府负责考你。欧洲是另一回事，英国、法国，德国，跟中国比起来，人口很少，他们制定全国普遍的教育制度，可以的，因为他们规模小，也没有三亿人。而中国是一个大帝国，虽然算是很有钱，但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县都设置很多所学校是不现实的。
http://ent.bjnews.com.cn/2010/0710/30277.shtml
迄今为止，“剑桥中国史”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11卷。今年，最新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也将由该社出版。近日，《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作者之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系教授艾尔曼教授来人大讲学。记者就艾尔曼撰写的相关内容采访了他。
科举是一种选官制度
新京报：你在《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这个书里，主要写当时的教育情况。我们知道，原来有一个说法，科举制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很好的制度，它有利于人才从底层向上流动。
艾尔曼：科举制通过考试，可以让商人、军人、农民等进入官僚体制，又通过科举制形成了官僚的轮流。这和西方、日本的贵族制完全不一样，中国人没有贵族，除了皇帝世袭之外，官僚社会阶层地位很高，但不是贵族。
新京报：你说过，科举制度影响了西方，具体是哪些方面？
艾尔曼：英国等其他西欧国家开始都是以贵族为主。这些人不是文盲，但读书不多，他们靠神父做文字工作。后来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贵族开始跟能读写的人学习，学好之后可以做官，这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因为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后，发现科举制度很普遍，他们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后来十八世纪的德国、英国、法国开始培养人才，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他们就开始模仿中国。
但是，他们对于科举制的模仿各有不同，比如德国，把教授制和官僚制结合在一起，延续至今。德国的教授是文官，也是政府工作人员。
八股文是考试控制工具
新京报：清代科举形式上的变化，是“八股文”、律诗被引入考试之中，你怎么看？
艾尔曼：文体变化的原因，主要问题还是考生太多。比方乾隆时代的南京贡院，有1.7万考生参加考试，考官有20多人，一万多篇文章，他们大概要用一个月看完。这样，他需要学生的文章写得短一点，所以八股文很重要，八股文是五百字，几百字，一下子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的成绩如何。律诗也是这样的，五言八韵，那是40个字，写得对不对很容易看出来。
新京报：如你所说，八股文的出现是为了考官看题方便。
艾尔曼：对，方便，考官没有别的办法。他们阅卷的压力太大，所以他们以一个短短的比较复杂的八股文，作为考试制度中的一个控制工具。这跟明朝不一样，明朝三四千字，能把你的意见表达得清清楚楚。到了清朝，因为人口的压力太大，竞争太激烈，大家都认为八股文跟律诗作为考题最方便。
科举是社会稳定机制
新京报：科举制的社会功能，能否具体解释下？
艾尔曼：科举制度推动了教育。受教育人员，考试考不上，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当中医、讼师，也可以当僧人。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帮助宗族了解赋税、政策、账目等等。一方面是科举制度培养人才做官，但是这是少数的，大多数考不上，转行做别的事情。
就政府而言，科举制度的目标是培养做官人才，但是，政府没有预料到最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考不上的人在社会里面有很多事情可做。这方面的分析，中国学者一直不太注意。我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科举制度是中国很好的一个教育制度，这个教育制度都是自学的，考试考不上还可以做别的工作，所以，这一制度很妙。
新京报：科举制下，考不上的毕竟是大多数。这大多数会不会带来不稳定？
艾尔曼：科举制下，5%的人成功，考上了；95%不成功，考不上。这种情况，恰恰构成了社会的稳定。你看南京贡院1.7万个考生，政府才选了 100多个官员，是其他的人很笨吗？不是，这个制度孕育、产生了大批能读能写的人，他们即使参加科举考试失败，也可以选择别的工作。
程朱理学投机分子多
新京报：科举制普及教育的功能是否推动了清代学术发展？
艾尔曼：很多考证学家，是不要做官的。他们中，有些人考上了进士。到了清朝中叶，考上进士，不一定有官做，因为那个时候进士很多了。到乾隆末年，考上进士之后，要十年、十五年，才能得到一个地方官，所以他们要做别的事情。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两广总督的阮元，他知道很多人没工作，他请他们编一些东西，天文算法、编字典等等。做官的请研究者进来，在幕府里面工作，搞资料。这是一种学术风气。
还有很多江苏进士，因为籍贯回避的原因，要在外地做官。其中有一些人被派到陕西，他们接触唐朝以前的资料，他们用这个机会做了很多研究。有很多学者利用这个机会恢复古学、恢复汉学，了解中国以前的传统，所以学术思想史跟这个科举制度有分不开的关系了。科举与学术，互相影响。
新京报：你说经学的存在就是科举制度的支持。
艾尔曼：比如说程朱理学，没有科举制，就不会那么流行。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创立大学制度，程朱理学已经边缘化了，只有极少数人还在坚持学程朱的思想。但是，明清时期，你不学，就没有办法考科举，所以程朱思想跟科举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朝廷支持程朱思想，你非学不可。
新京报：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学了，是不是以程朱思想为自己的为人处世之本，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艾尔曼：对，投机分子比较多。
开设学校与钱最相关
新京报：清朝政府有没有能力开设更多学校，还是它的体制促使它只能这么做？
艾尔曼：清朝乾隆时代有三亿人，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开那么多学校。所以，政府只在上面控制管理科举，而是否接受教育、怎样接受教育都是私人的问题。教育普及需要钱，这个钱哪里来的？需要赋税，农民已经赋税很重，清朝政府就觉得不能提高这个税。
中国是利用科举制度控制教育费用，你自己培养人才，政府负责考你。欧洲是另一回事，英国、法国，德国，跟中国比起来，人口很少，他们制定全国普遍的教育制度，可以的，因为他们规模小，也没有三亿人。而中国是一个大帝国，虽然算是很有钱，但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县都设置很多所学校是不现实的。
http://ent.bjnews.com.cn/2010/0710/30277.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