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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诸多发展问题带来发展风险日烈，至少有五大风险已成为硬问题：经济增长的成本风险;城乡分化的结构风险;阶层分化的社会风险;贫富悬殊的稳定风险;财富至上的信仰风险。中国必须接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毫不犹豫地痛改发展方式。
美国房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士指出了第二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弊端，我国发展同样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邓公说“发展是硬道理”，带来三十年高增长。但若不认识“风险是硬问题”，将有大麻烦。笔者以为，中国诸多“发展问题”带来“发展风险”日烈，至少有五大风险已成为硬问题
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一)经济增长的成本风险。
我国三十年高增长基本是以“高成本”为代价的。其一，资源投入超高。有专家指出，2003 年我国GDP 约占世界的4%，但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相当高：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此外，在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八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上，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其二，浪费现象严重。如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15 至25 个百分点，如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低20 个百分点。其三，生态破坏惊人。如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262 万平方公里，矿山建设破坏森林约105 万公顷，破坏草地26 万公顷，占用耕地98 万公顷，而恢复治理率仅为5%。其四，环境严重污染。我国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单位GDP 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十几倍。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约占GDP 的14%。笔者以为，对于十三亿人奔小康的强烈愿望，高增长是必须的，无可选择的。但是，高昂的增长成本不可持续，降低经济增长成本也是必须的，无可选择的。近年中央反覆强调“科学发展观”及转变发展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已刻不容缓。
(二)城乡分化的结构风险。
城市化不断加大发展风险。《中国改革论坛》文章指出，中国一直维持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战略，农业承担起原始积累重任，形成了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又衍生出农民工、失地农民、农地的“新三农问题”，城乡分化结构风险加大。其一，城市化片面性。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无法被二、三产业完全吸收。“人的城市化”没有预设其中，很大程度上把农民排除在外，导致了城乡矛盾加剧。其二，职业与身份矛盾。职业是“工”，身份仍是“农”，使农民工处于「边缘人」地位，不稳定因素加大了城市管理成本和压力。其三，贡献与权益矛盾。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巳有三分之一的农民成为农民工，占第二产业70%，第三产业60%，成为产业工人主体。这种最廉价、最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本，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清华大学调查表明，在城市100 种职业排位中，农民工居94 位，而排位最后10 个职业都与农民工有关。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没有纳入国家社保体系，享受不到城市公共产品，存在与城镇居民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等差异。
减低社会阶层分化风险
(三)阶层分化的社会风险。
西方阶层概念逐渐被“富人”与“穷人”所替代，是资本意识形态。如果中国也只按“富人”与“穷人”处理阶层分化问题，肯定越搞越麻烦。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有个重要经验──中间阶层越大社会越稳定。“富人”与“穷人”成为少数，中产阶级是大多数，社会呈现较稳状态。调查显示，我国中间阶层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较高，70.9%的新中产阶级认为过去五年生活水平上升了。他们对政府、政策和制度持基本肯定态度，对政府治理能力有较高的信任度。目前中国阶层分化风险，是极少数人占有超巨量的社会财富，并极度走向更富，几乎使“共同富裕”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奢望。我国不仅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需要培育心态稳定、具有较高满意度、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间阶层。要全力遏止两极分化，全力实现社会公平，全力完善社保体系，最大限度降低阶层分化风险。
(四)贫富悬殊的稳定风险。
中国贫富悬殊严重，直接威胁社会稳定。邓公“部分先富”实现了;但“共同富裕”比预想的困难许多。
股市与楼市成为“先富更富”、“共富更难”两大孵化器，变成了两极分化游戏的制造者。城镇20%的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财产相差已近十倍。2009 年中国百万富翁人数达34 万，居全球第4 位。2000 年我国基尼系数上升为0.458，2007 年已上升为0.473。这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发展状况几无差别。政府多次调控这两大现象，但成效难料。究其根本，仍是财富诱惑与资本血腥制造的恶果。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断严重的恶性竞争、官员***，其恶果最终都要社会来承担，群体性事件增多、富士康跳楼现象、集体罢工现象等等，造成社会稳定的高风险
除去“只信钱”的人性心魔
(五)财富至上的信仰风险。
新中国信仰共产主义，被资本话语说成愚昧。
如今兴市场经济，财富至上统治了人们大脑。一个超级人口大国，没有信仰，在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在当代大国中也实属罕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被财富统治，但上帝使大多数人很难突破道德底线，这是“法治国家”的信仰前提。中国的发展风险日益险恶，除去第二现代化模式的先天弊端使然外， “无信仰只信钱”是一个特殊性国情原因。从假冒伪劣、******直至谋财害命，充分暴露了“无信仰只信钱”的人性心魔。这是中国“依法治国”难的要害所在，也是笔者主张“德主刑辅”的依据所在。重建道德信仰，是中国未来发展之魂。
笔者以为，五大风险对中国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必须接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毫不犹豫地痛改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三句话：发展是硬道理，风险是硬问题，以人为本才是最硬的道理。
http://www.iceo.com.cn/nwfx/2010/0714/196588.shtml
美国房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士指出了第二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弊端，我国发展同样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邓公说“发展是硬道理”，带来三十年高增长。但若不认识“风险是硬问题”，将有大麻烦。笔者以为，中国诸多“发展问题”带来“发展风险”日烈，至少有五大风险已成为硬问题
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一)经济增长的成本风险。
我国三十年高增长基本是以“高成本”为代价的。其一，资源投入超高。有专家指出，2003 年我国GDP 约占世界的4%，但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相当高：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此外，在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八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上，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其二，浪费现象严重。如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15 至25 个百分点，如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低20 个百分点。其三，生态破坏惊人。如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262 万平方公里，矿山建设破坏森林约105 万公顷，破坏草地26 万公顷，占用耕地98 万公顷，而恢复治理率仅为5%。其四，环境严重污染。我国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单位GDP 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十几倍。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约占GDP 的14%。笔者以为，对于十三亿人奔小康的强烈愿望，高增长是必须的，无可选择的。但是，高昂的增长成本不可持续，降低经济增长成本也是必须的，无可选择的。近年中央反覆强调“科学发展观”及转变发展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已刻不容缓。
(二)城乡分化的结构风险。
城市化不断加大发展风险。《中国改革论坛》文章指出，中国一直维持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战略，农业承担起原始积累重任，形成了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又衍生出农民工、失地农民、农地的“新三农问题”，城乡分化结构风险加大。其一，城市化片面性。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无法被二、三产业完全吸收。“人的城市化”没有预设其中，很大程度上把农民排除在外，导致了城乡矛盾加剧。其二，职业与身份矛盾。职业是“工”，身份仍是“农”，使农民工处于「边缘人」地位，不稳定因素加大了城市管理成本和压力。其三，贡献与权益矛盾。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巳有三分之一的农民成为农民工，占第二产业70%，第三产业60%，成为产业工人主体。这种最廉价、最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本，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清华大学调查表明，在城市100 种职业排位中，农民工居94 位，而排位最后10 个职业都与农民工有关。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没有纳入国家社保体系，享受不到城市公共产品，存在与城镇居民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等差异。
减低社会阶层分化风险
(三)阶层分化的社会风险。
西方阶层概念逐渐被“富人”与“穷人”所替代，是资本意识形态。如果中国也只按“富人”与“穷人”处理阶层分化问题，肯定越搞越麻烦。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有个重要经验──中间阶层越大社会越稳定。“富人”与“穷人”成为少数，中产阶级是大多数，社会呈现较稳状态。调查显示，我国中间阶层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较高，70.9%的新中产阶级认为过去五年生活水平上升了。他们对政府、政策和制度持基本肯定态度，对政府治理能力有较高的信任度。目前中国阶层分化风险，是极少数人占有超巨量的社会财富，并极度走向更富，几乎使“共同富裕”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奢望。我国不仅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需要培育心态稳定、具有较高满意度、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间阶层。要全力遏止两极分化，全力实现社会公平，全力完善社保体系，最大限度降低阶层分化风险。
(四)贫富悬殊的稳定风险。
中国贫富悬殊严重，直接威胁社会稳定。邓公“部分先富”实现了;但“共同富裕”比预想的困难许多。
股市与楼市成为“先富更富”、“共富更难”两大孵化器，变成了两极分化游戏的制造者。城镇20%的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财产相差已近十倍。2009 年中国百万富翁人数达34 万，居全球第4 位。2000 年我国基尼系数上升为0.458，2007 年已上升为0.473。这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发展状况几无差别。政府多次调控这两大现象，但成效难料。究其根本，仍是财富诱惑与资本血腥制造的恶果。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断严重的恶性竞争、官员***，其恶果最终都要社会来承担，群体性事件增多、富士康跳楼现象、集体罢工现象等等，造成社会稳定的高风险
除去“只信钱”的人性心魔
(五)财富至上的信仰风险。
新中国信仰共产主义，被资本话语说成愚昧。
如今兴市场经济，财富至上统治了人们大脑。一个超级人口大国，没有信仰，在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在当代大国中也实属罕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被财富统治，但上帝使大多数人很难突破道德底线，这是“法治国家”的信仰前提。中国的发展风险日益险恶，除去第二现代化模式的先天弊端使然外， “无信仰只信钱”是一个特殊性国情原因。从假冒伪劣、******直至谋财害命，充分暴露了“无信仰只信钱”的人性心魔。这是中国“依法治国”难的要害所在，也是笔者主张“德主刑辅”的依据所在。重建道德信仰，是中国未来发展之魂。
笔者以为，五大风险对中国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必须接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毫不犹豫地痛改发展方式;必须坚持三句话：发展是硬道理，风险是硬问题，以人为本才是最硬的道理。
http://www.iceo.com.cn/nwfx/2010/0714/19658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