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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豪告别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二（27）班的教室，已经14个月了。
华师一附中在湖北省声名赫赫，是数一数二的省级重点中学。学校网站的“知名校友”栏目里，有上百位博导、院士、将军、书记、委员、董事长、总经理，也有少数几位文化领域的知名人物如易中天、蒋方舟。
2010届高中毕业生，也就是李红豪的一千六百多名同学，如今已经拿到了各自的高考成绩。有406人分数超过600，学校初步统计的理科重点率达到84%。
李红豪既不在这84%之内，也不在这84%之外。他手里只有一份语文试卷答题卡的复印件。14个月前，高中二年级的期中考试，语文这一科，他交了份“另类白卷”——除了作文，答题卡上一片空白。题为《草见人命》的作文得到了25分（满分60），以及力透纸背的四字评语：“自毁前程！”
他的班主任说，不改正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于是他至今再没进过教室，尽管学校并没有正式宣布给他任何处分。他用半年时间写了一本22万字的小说，名叫《逃花园记》，自掏3万块出版。这个轨迹很像当年韩寒的模样，李红豪不这么觉得：“韩寒是主动不上学了，我是半主动……应该说是被和谐了。”
这篇作文可能会惹事
高二语文期中考试是2009年4月23日。前一晚李红豪睡得不好，早上在学校食堂吃热干面，不知为什么又吃得胃里不舒服。“总是昏昏沉沉的，我已经打算不考了，准备跟老师讲一声。”李红豪回忆，“卷子发下来，看了一眼，也没有真正考语文修养的题。”
但是看到作文题，他突然就像卢梭看到了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卢梭在《忏悔录》里是这么写的：“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变成了另一个人。”
考题要求根据一段文字材料作文，文字大意是：非洲有一种叫尖毛草的野草，别的草都在往上疯长时，它却一直往地下深处扎根，所以表面看起来长得很慢，但风雨一来，其他草都倒了，而尖毛草却岿然不动。
按照“正常”的应试思路，题目的寓意很好分析：在学习上不好高骛远，要打下扎实的基础。但李红豪不知被点了哪股邪火，提炼出“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教育中的专制主义。
在被认为“自毁前程”的这篇作文里，判卷老师勾出了如下字句：
“……我想，原来‘官本位’的等级专制也要从娃娃抓起。”
“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
“要按正常写，还不是那些陈词滥调，我们的所谓作文写来写去就是那些东西。”直到南方周末记者问起，李红豪都还没有设想过如果按照“常理”他会怎样写这篇作文。
“一篇作文可以套十个题目，改动几句话就套上去了。我初中就这么过来的，一篇作文用过七八次。如果你上过10年语文课，就会深深地有这种感觉，但是没办法，试卷上的分数在大家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
期中考试如此重要，他居然敢打算不考了，记者表示不解。李红豪很淡定：“对高中来说，只有高考才重要。”
考完试隔了一个双休日，语文卷子发下来，唯独没有李红豪的。“那时候我在外出差，他给妈妈发了条短信：卷子没发下来，这篇作文可能会惹事。”李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周一早自习，班主任胡老师把李红豪叫出教室。“他说不改变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上课。他给的条件很苛刻：再也不能写这些东西，再不能给学校挑刺，不能讽刺学校、老师、政策……还要把爸妈请来，一起到年级主任办公室，一起教育你。”李红豪回忆说，胡老师还要求他转班甚至转学。
他没想到“胡哥”这么大的火。平时他常常以“胡哥”称呼这位40岁的班主任，“我们是很好的球友，一起打球踢球，关系非常好；我们讲足球时，怎么讲都可以，但一说到教育问题，就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后来跟同学讨论此事，李红豪觉得这篇作文恐怕只是导火索，他不是第一次惹恼老师们了。
反击教育现状学生：我被和谐了
不是我出头，是其他人的头缩回去了
“我在班上属于激进派，对学校一些比较迂腐的规定，很多人敢怒不敢言，私下抱怨，但事到临头还是乖乖听话。最典型的事情就是买校服。”
从2007年9月1日到2009年4月27日，李红豪在华师一附中一年半时间，已经买了4套校服，而他的大多数同学已经买了5套。最后这一套冬季校服，他坚决没有买。全年级一千六百多个学生，只有4个人没买这套冬季校服，都是李红豪班上的。
“ 你可别以为是我带动的啊。”他笑着说，“我觉得这是教育商业化一个很不好的例子。我一个同学拿校服到江汉路服装批发市场一个做衣服的那儿，让他照着样子做，说是56块一套，可我们学校卖256元。这事全年级都知道，但还是要买。”“学校不让我上课，与校服的事肯定有关系。唉，说这种事，一天也说不完。” 李红豪说。
他把校服事件写进了小说。主人公陆谦在拒买校服这件事上，和班主任“飙哥”当着全班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论战，飙哥最终无奈退场。论战中飙哥表示要“枪打出头鸟”，而陆谦柔声应对道：“不是我出头，而是其他人的头都缩回去了，我的头没有动。”
这也是李红豪对自己的看法。
《逃花园记》里，有陆谦跟老师们多次的舌战，有对宿舍管理、主课老师“霸占”副课时、考试牛人不知中国在哪一大洲等等各种现象的讽刺，有寝室好友分别的伤感，也有一段朦胧的校园初恋。
李红豪离校约一个月后，开始动手写书。他翻看旧日记，发现“只要把主语一改就是很好的小说”。
小说还写到主人公有次作文里抄了鲁迅的文章，结果被老师批得一无是处，这同样“来自生活”。“抄鲁迅的是一个同学，我抄的是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的几段话。 ”李红豪现在特别后悔没把那篇批改过的作文保存下来：“改得面目全非：用词不当，搭配不当，语句不通顺……还有个错别字，那是我自己抄错的——就这一个是我自己的问题，其他都是林语堂的问题。”
李红豪对语文考试的不满从中考开始。他的中考成绩很不错，除了语文，其他科目都得到武汉所用“位置值”评分制度里的最高等级。但语文恰是他最擅长的科目。
“中考一完，武汉报纸就会登出试题和标准答案。我看阅读题，发现我的答案比标准答案好多了，但跟它不一样。难道只有这一种答案？我又从阅读题想到作文，问题更大，同一篇文章，这个老师打60分那个老师打20分，这很正常……慢慢思考下去，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语文。”
李红豪在网上认识了几个台湾网友，交流过语文试题。他认为台湾中学的语文考试才算得上“真正考语文修养”。在《逃花园记》的后记，他抄录了这样的题目为例：
请名人代言是提高广告说服力的好方法。下列四则广告标题，如单就文字意义，寻找背景相契合的古代名人来代言，则最不恰当的组合是：
A.请庄子代言“自然就是美”。
B.请子路代言“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C.请苏秦、张仪代言“做个不可思议的沟通高手”。
D.请司马光、王安石代言“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不是反击学校，而是整个教育现状
2009年11月书稿完成，李红豪找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到总服务台问了，编辑室在9楼，上去看见有两个编辑，我挑了年轻点的那个，估计比较好沟通。”
李红豪把这本小说当成对学校做法的一种反击，“也不是反击学校，而是整个教育现状。”
他希望能尽快出版，甚至愿意自己分担部分成本。杜东辉说他也劝过这个孩子，“工薪阶层，这可不是小数目，未必都能收回来。我们也没少见作者自己投入出书，结果石沉大海。他妈妈也说过担心，她是希望儿子满足了这个心愿，回去继续读书，免得再去折腾。”他只好尽量为他们介绍了价格便宜的印刷厂。
《逃花园记》首印5000册，零售价22元，总码洋11万。杜东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一本不剩全部卖掉，李红豪的妈妈还可能稍有盈余。据他了解，这本书在武汉卖得还不错，尤其是华师一附中旁边有家书店，“第一次进了几十本，后来又进了百把本。其他地方像北京、上海，反响不怎么样。”
在小说里，李红豪把中学生的作文比喻成大英博物馆，“里面有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他出了书，但也并非就能把自己的东西尽数亮出来。最终的成书与原稿相比，还是被“和谐”掉了几千字，他全文附在后记中的那篇惹事作文《草见人命》，编辑觉得有点敏感，还是拿掉了。
父亲对儿子出书还是支持和赞赏的：“要不说现在的小孩思路相当开阔，知道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他看了小说，认为“语言幽默、流畅，很真实”。他也关心儿子书里描写的那段初恋，究竟是否真有其事。李红豪说，恋爱情节是虚构的，“从来没碰到过蛮喜欢的。假如有的话，我想都不会想就会回学校了”。
你知道我多想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吗
李红豪从小很自由。上幼儿园时社会上已兴起“培优”风气，但父母从不强迫他上任何兴趣班。上学之后，他们也很少干预儿子。儿子离校在家一年多，没有主动表示想回去上学，父母也并不强迫催促。
“我们过去的中学也是这样。”父亲说，“只不过我在这个年龄，就是赶快上学，高中也好大学也好出来之后赶快养家，没别的什么想法。他们现在接触的事情又多，世界上发生的，几分钟就可以知道，看书也多。”
但李红豪和学校之间的纠葛，到底还没有一个解决。校方对他的事情三缄其口，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班主任胡老师电话，或者迅速挂断，或者无人接听。《武汉晨报》记者史强从半年前就多次联系校方采访，但颇为艰难。
“ 我去了六七次学校，一开始没联系校长、高层，老师的顾虑比较多。反复找老师、各级领导核实细节，花了大量时间。”史强说。今年3月，他跟学校协商一致，陪着李红豪及其父母，与校方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开始气氛还好，谈到还原事件本身，李红豪情绪上来，局势失控。李红豪觉得委屈，激动，老师也觉得自己没问题。”最后还是僵局。
学校也曾表示，不反对李红豪回校上学，但李红豪的家长觉得，得有个说法才能回去，否则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我觉得学校太武断。如果他违法，公安局会找他；如果他违反校规，那你就拿个白纸黑字的东西出来，违反了什么，怎样处罚；现在是完全没有说法。”
李父宽厚温和，即使说到这个话题也并不显得激动，“写作文本身就要鼓励学生有独立的思考独到的见解，这才是个好学校，才是育人的地方。实际上我后来看了作文，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现在的情况是耽误了他的青春，做家长的非常惋惜，我认为他是一个人才。”
校方起初一直不愿把那份作文试卷提供给媒体，史强第五次去学校，才终于拿到一份复印件。这倒是间接地替李红豪撑了腰。“假如这篇作文，问题真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应该巴不得马上拿出来给全世界的人看——你们看这个孩子问题多大。”李红豪说。
今年4月，李红豪虽已离校一年，同学还是把他叫回学校一起拍毕业照。现在除了出门参加同学们奔赴大学之前的各种聚会，在家看书、看世界杯，李红豪并没有固定的日常生活作息表，对于未来，也还没有明确的方向。
如果他想再写这样的小说，很明显的难题是没有了生活素材。所以他也有点想回去“把高中生活完整地体验完”。
也有老师建议他出国，并且可以提供帮助。“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直接到大学。韩愈不也是科举考了几次，考公务员又一直考不上，索性直接给当朝宰相写信……所以才有《杂说》，写伯乐和千里马。”李红豪非常擅长从历史典故中为自己找到榜样。“你知道我有多想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吗？我又觉得不可能。”
父亲也希望他能正常地上大学：“大学的资源毕竟不一样，有好的老师，图书馆那些书，也不是你自己想买就能买到的。你要写书，读大学也不耽误写书。”
但有心接收李红豪的大学，恐怕需要有足够的气度与自信，因为他可能像李敖那样不正经上课，也可能再度批评大学的体制。
李红豪还有个朦胧的想法，也许会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在时代上，他尤其钟情魏晋，最崇拜的人物是“竹林七贤”里的嵇康。“你有时间也该看看。”他郑重地向父亲推荐。“我没那个时间
http://news.qq.com/a/20100716/001829.htm
华师一附中在湖北省声名赫赫，是数一数二的省级重点中学。学校网站的“知名校友”栏目里，有上百位博导、院士、将军、书记、委员、董事长、总经理，也有少数几位文化领域的知名人物如易中天、蒋方舟。
2010届高中毕业生，也就是李红豪的一千六百多名同学，如今已经拿到了各自的高考成绩。有406人分数超过600，学校初步统计的理科重点率达到84%。
李红豪既不在这84%之内，也不在这84%之外。他手里只有一份语文试卷答题卡的复印件。14个月前，高中二年级的期中考试，语文这一科，他交了份“另类白卷”——除了作文，答题卡上一片空白。题为《草见人命》的作文得到了25分（满分60），以及力透纸背的四字评语：“自毁前程！”
他的班主任说，不改正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于是他至今再没进过教室，尽管学校并没有正式宣布给他任何处分。他用半年时间写了一本22万字的小说，名叫《逃花园记》，自掏3万块出版。这个轨迹很像当年韩寒的模样，李红豪不这么觉得：“韩寒是主动不上学了，我是半主动……应该说是被和谐了。”
这篇作文可能会惹事
高二语文期中考试是2009年4月23日。前一晚李红豪睡得不好，早上在学校食堂吃热干面，不知为什么又吃得胃里不舒服。“总是昏昏沉沉的，我已经打算不考了，准备跟老师讲一声。”李红豪回忆，“卷子发下来，看了一眼，也没有真正考语文修养的题。”
但是看到作文题，他突然就像卢梭看到了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卢梭在《忏悔录》里是这么写的：“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变成了另一个人。”
考题要求根据一段文字材料作文，文字大意是：非洲有一种叫尖毛草的野草，别的草都在往上疯长时，它却一直往地下深处扎根，所以表面看起来长得很慢，但风雨一来，其他草都倒了，而尖毛草却岿然不动。
按照“正常”的应试思路，题目的寓意很好分析：在学习上不好高骛远，要打下扎实的基础。但李红豪不知被点了哪股邪火，提炼出“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教育中的专制主义。
在被认为“自毁前程”的这篇作文里，判卷老师勾出了如下字句：
“……我想，原来‘官本位’的等级专制也要从娃娃抓起。”
“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
“要按正常写，还不是那些陈词滥调，我们的所谓作文写来写去就是那些东西。”直到南方周末记者问起，李红豪都还没有设想过如果按照“常理”他会怎样写这篇作文。
“一篇作文可以套十个题目，改动几句话就套上去了。我初中就这么过来的，一篇作文用过七八次。如果你上过10年语文课，就会深深地有这种感觉，但是没办法，试卷上的分数在大家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
期中考试如此重要，他居然敢打算不考了，记者表示不解。李红豪很淡定：“对高中来说，只有高考才重要。”
考完试隔了一个双休日，语文卷子发下来，唯独没有李红豪的。“那时候我在外出差，他给妈妈发了条短信：卷子没发下来，这篇作文可能会惹事。”李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周一早自习，班主任胡老师把李红豪叫出教室。“他说不改变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上课。他给的条件很苛刻：再也不能写这些东西，再不能给学校挑刺，不能讽刺学校、老师、政策……还要把爸妈请来，一起到年级主任办公室，一起教育你。”李红豪回忆说，胡老师还要求他转班甚至转学。
他没想到“胡哥”这么大的火。平时他常常以“胡哥”称呼这位40岁的班主任，“我们是很好的球友，一起打球踢球，关系非常好；我们讲足球时，怎么讲都可以，但一说到教育问题，就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后来跟同学讨论此事，李红豪觉得这篇作文恐怕只是导火索，他不是第一次惹恼老师们了。
反击教育现状学生：我被和谐了
不是我出头，是其他人的头缩回去了
“我在班上属于激进派，对学校一些比较迂腐的规定，很多人敢怒不敢言，私下抱怨，但事到临头还是乖乖听话。最典型的事情就是买校服。”
从2007年9月1日到2009年4月27日，李红豪在华师一附中一年半时间，已经买了4套校服，而他的大多数同学已经买了5套。最后这一套冬季校服，他坚决没有买。全年级一千六百多个学生，只有4个人没买这套冬季校服，都是李红豪班上的。
“ 你可别以为是我带动的啊。”他笑着说，“我觉得这是教育商业化一个很不好的例子。我一个同学拿校服到江汉路服装批发市场一个做衣服的那儿，让他照着样子做，说是56块一套，可我们学校卖256元。这事全年级都知道，但还是要买。”“学校不让我上课，与校服的事肯定有关系。唉，说这种事，一天也说不完。” 李红豪说。
他把校服事件写进了小说。主人公陆谦在拒买校服这件事上，和班主任“飙哥”当着全班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论战，飙哥最终无奈退场。论战中飙哥表示要“枪打出头鸟”，而陆谦柔声应对道：“不是我出头，而是其他人的头都缩回去了，我的头没有动。”
这也是李红豪对自己的看法。
《逃花园记》里，有陆谦跟老师们多次的舌战，有对宿舍管理、主课老师“霸占”副课时、考试牛人不知中国在哪一大洲等等各种现象的讽刺，有寝室好友分别的伤感，也有一段朦胧的校园初恋。
李红豪离校约一个月后，开始动手写书。他翻看旧日记，发现“只要把主语一改就是很好的小说”。
小说还写到主人公有次作文里抄了鲁迅的文章，结果被老师批得一无是处，这同样“来自生活”。“抄鲁迅的是一个同学，我抄的是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的几段话。 ”李红豪现在特别后悔没把那篇批改过的作文保存下来：“改得面目全非：用词不当，搭配不当，语句不通顺……还有个错别字，那是我自己抄错的——就这一个是我自己的问题，其他都是林语堂的问题。”
李红豪对语文考试的不满从中考开始。他的中考成绩很不错，除了语文，其他科目都得到武汉所用“位置值”评分制度里的最高等级。但语文恰是他最擅长的科目。
“中考一完，武汉报纸就会登出试题和标准答案。我看阅读题，发现我的答案比标准答案好多了，但跟它不一样。难道只有这一种答案？我又从阅读题想到作文，问题更大，同一篇文章，这个老师打60分那个老师打20分，这很正常……慢慢思考下去，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语文。”
李红豪在网上认识了几个台湾网友，交流过语文试题。他认为台湾中学的语文考试才算得上“真正考语文修养”。在《逃花园记》的后记，他抄录了这样的题目为例：
请名人代言是提高广告说服力的好方法。下列四则广告标题，如单就文字意义，寻找背景相契合的古代名人来代言，则最不恰当的组合是：
A.请庄子代言“自然就是美”。
B.请子路代言“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C.请苏秦、张仪代言“做个不可思议的沟通高手”。
D.请司马光、王安石代言“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不是反击学校，而是整个教育现状
2009年11月书稿完成，李红豪找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到总服务台问了，编辑室在9楼，上去看见有两个编辑，我挑了年轻点的那个，估计比较好沟通。”
李红豪把这本小说当成对学校做法的一种反击，“也不是反击学校，而是整个教育现状。”
他希望能尽快出版，甚至愿意自己分担部分成本。杜东辉说他也劝过这个孩子，“工薪阶层，这可不是小数目，未必都能收回来。我们也没少见作者自己投入出书，结果石沉大海。他妈妈也说过担心，她是希望儿子满足了这个心愿，回去继续读书，免得再去折腾。”他只好尽量为他们介绍了价格便宜的印刷厂。
《逃花园记》首印5000册，零售价22元，总码洋11万。杜东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一本不剩全部卖掉，李红豪的妈妈还可能稍有盈余。据他了解，这本书在武汉卖得还不错，尤其是华师一附中旁边有家书店，“第一次进了几十本，后来又进了百把本。其他地方像北京、上海，反响不怎么样。”
在小说里，李红豪把中学生的作文比喻成大英博物馆，“里面有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他出了书，但也并非就能把自己的东西尽数亮出来。最终的成书与原稿相比，还是被“和谐”掉了几千字，他全文附在后记中的那篇惹事作文《草见人命》，编辑觉得有点敏感，还是拿掉了。
父亲对儿子出书还是支持和赞赏的：“要不说现在的小孩思路相当开阔，知道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他看了小说，认为“语言幽默、流畅，很真实”。他也关心儿子书里描写的那段初恋，究竟是否真有其事。李红豪说，恋爱情节是虚构的，“从来没碰到过蛮喜欢的。假如有的话，我想都不会想就会回学校了”。
你知道我多想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吗
李红豪从小很自由。上幼儿园时社会上已兴起“培优”风气，但父母从不强迫他上任何兴趣班。上学之后，他们也很少干预儿子。儿子离校在家一年多，没有主动表示想回去上学，父母也并不强迫催促。
“我们过去的中学也是这样。”父亲说，“只不过我在这个年龄，就是赶快上学，高中也好大学也好出来之后赶快养家，没别的什么想法。他们现在接触的事情又多，世界上发生的，几分钟就可以知道，看书也多。”
但李红豪和学校之间的纠葛，到底还没有一个解决。校方对他的事情三缄其口，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班主任胡老师电话，或者迅速挂断，或者无人接听。《武汉晨报》记者史强从半年前就多次联系校方采访，但颇为艰难。
“ 我去了六七次学校，一开始没联系校长、高层，老师的顾虑比较多。反复找老师、各级领导核实细节，花了大量时间。”史强说。今年3月，他跟学校协商一致，陪着李红豪及其父母，与校方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开始气氛还好，谈到还原事件本身，李红豪情绪上来，局势失控。李红豪觉得委屈，激动，老师也觉得自己没问题。”最后还是僵局。
学校也曾表示，不反对李红豪回校上学，但李红豪的家长觉得，得有个说法才能回去，否则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我觉得学校太武断。如果他违法，公安局会找他；如果他违反校规，那你就拿个白纸黑字的东西出来，违反了什么，怎样处罚；现在是完全没有说法。”
李父宽厚温和，即使说到这个话题也并不显得激动，“写作文本身就要鼓励学生有独立的思考独到的见解，这才是个好学校，才是育人的地方。实际上我后来看了作文，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现在的情况是耽误了他的青春，做家长的非常惋惜，我认为他是一个人才。”
校方起初一直不愿把那份作文试卷提供给媒体，史强第五次去学校，才终于拿到一份复印件。这倒是间接地替李红豪撑了腰。“假如这篇作文，问题真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应该巴不得马上拿出来给全世界的人看——你们看这个孩子问题多大。”李红豪说。
今年4月，李红豪虽已离校一年，同学还是把他叫回学校一起拍毕业照。现在除了出门参加同学们奔赴大学之前的各种聚会，在家看书、看世界杯，李红豪并没有固定的日常生活作息表，对于未来，也还没有明确的方向。
如果他想再写这样的小说，很明显的难题是没有了生活素材。所以他也有点想回去“把高中生活完整地体验完”。
也有老师建议他出国，并且可以提供帮助。“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直接到大学。韩愈不也是科举考了几次，考公务员又一直考不上，索性直接给当朝宰相写信……所以才有《杂说》，写伯乐和千里马。”李红豪非常擅长从历史典故中为自己找到榜样。“你知道我有多想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吗？我又觉得不可能。”
父亲也希望他能正常地上大学：“大学的资源毕竟不一样，有好的老师，图书馆那些书，也不是你自己想买就能买到的。你要写书，读大学也不耽误写书。”
但有心接收李红豪的大学，恐怕需要有足够的气度与自信，因为他可能像李敖那样不正经上课，也可能再度批评大学的体制。
李红豪还有个朦胧的想法，也许会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在时代上，他尤其钟情魏晋，最崇拜的人物是“竹林七贤”里的嵇康。“你有时间也该看看。”他郑重地向父亲推荐。“我没那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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