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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下降40万后，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继续跌落74万，只有4个省份的报名人数没有降低。按照山东省教育厅的预测，到2013年，即便是招生计划不增长，山东也恐将面临招生规模大于报考人数的窘境。
但将生源下降完全归结为自然现象，并不具有全部的说服力。此前的2009年，全国84万高中毕业生弃考。相关研究认为，弃考现象暴露了“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的淘汰”。
所谓过剩，当下更多集中在学费高昂、教学质量低下的一些独立学院，这些院校，亦被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是过去十年高校大扩张中扩张出来的“劣质资源”。
大学的“电话营销”
生源充足时，只要有校舍，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生；但现在，突然不一样了
作为一所本科院校，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招生老师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挨个问报考的学生们，你到底会不会来？虽然过程颇有讨价还价的意思，但现实确实如此。
这是一个新的政策，面对正在减少的生源和不断攀升的录取率，湖北省的部分高校近年招生时采取了电话确认的办法，“确认来读，我们才录取你，否则就把档案退回去。”
黄冈师范学院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牌学校，属于湖北省第二批本科录取的院校，为了确保生源，招生老师要挨个打四千多个电话给准录取的学生。
不过接通电话的学生并非个个都喜出望外，有些人是没听明白就挂掉电话。招生老师不得不再三拨打电话：“你不要激动，我们不是招生骗子，我们是黄冈师范学院……”
会有不少学生听闻之后开始犹豫，招生老师们不得不约好时间，再给考生打电话。如果这次对方明确答复不愿来，他们就会换一部录音电话打过去，把问过的问题重新问一遍。
“我们会对放弃的考生进行电话录音，免得考生反悔了还说学校录取不公正。”黄冈师范学院招生与就业处处长杨凯说。
对于习惯了坐等的很多正规二批本科院校来说，生源下降的现实正让生源战陡然加剧，他们不得不将宣传战前移，直接和考生交流。几年前的好日子看起来已经是终结了——当初生源充足时，只要有校舍，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生，但现在，“报到率”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有学校采取了诸如要求接到通知书后提前汇款缴纳床位预定费的办法，还有些院校以“早报到可以调剂专业”为由吸引学生尽早到学校报到。
不过，像黄冈师范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还不算是“艰难”，比他们录取批次更低的三本及高职院校，招生大战已经完全白热化。对独立学院来说，从兴起到今天的招生艰难，只不过是十来年的光景。
一名招生人员说，今年的招生，他们学校采取了院系“承包制”，每个或几个学院承包一个地区。在襄樊，激烈的竞争之下，两个学校的招生人员打了起来。
据湖北省内媒体报道，该省每年都有10%的录取新生没有出现在大学里。他们主要是被独立院校和高职高专录取的考生。一些省份还公布了录取却未报到的考生总数，甘肃省2009年的数据是有一万五千人，这一数字是2007年的3倍。
与低端学校抢生源、提高报到率不同的是，重点大学则是在抢优质生源——生源总数减少，优质生源的数量也相应减少，名牌、重点大学必须吸引优秀生源报考，各地的“掐尖战”甚至丝毫不亚于低端院校的生源战。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胡向东说，真正开始生源大战的是名牌大学，近几年名牌大学的各种培优班，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等，竞争日益激烈。
未来高考录取率100%？
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曾对当地媒体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山东高考录取人数将和高中应届毕业生的人数基本相当
上述种种表现都跟一个现象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自恢复高考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开始显现，并将在未来几年越来越重：高考生源下降。
转折点是2009年，《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当年高考报名人数比上年减少了3.8%，约40万人。超过一半的省份高考报名人数在减少，一些省份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一成。而到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继续跌落了74万——这次，在全国的版图上，只有4个省份的报名人数没有降低。而此前几年，高考报名学生一直狂飙突进。
以教育大省湖北省为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下降2.7万人，而录取人数则增加1.41万，大学录取率达到65%。而且今年湖北省初中毕业生人数比去年骤减9.4万，这意味着3年之后高考人数将面临急剧下降。
湖北还算好的，在北京，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是8万，与去年相比下降了20％，湖南今年的报考人数比去年减少了近10万之多，降幅也近两成。今年高考许多省份高考录取比率均超过80%，而全国大学录取人数仍然在持续增加。
但这并不代表到此为止，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预测，到2013年，山东省考生总量将从2008年的78万下降到50万左右。而山东2009年的招生计划是52万人，也就是说，即便是招生计划不增长，山东也恐将面临没有学生可招的窘境。
以至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曾对当地媒体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山东高考录取人数将和高中应届毕业生的人数基本相当。
如此背景下，今年以来，新现象陆续出现。比如来自北京和东部的高校挺进甘肃“抢生源”，而甘肃，就是去年高考报名人数没有下降的几个省份之一。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些名校比如南开大学，开始考虑在西部地区一些专业上的调整，增加金融和工商等热门专业。在教育研究者看来，这是握有招生自主权的发达地区的高校，因为本地生源的下降，开始有意识地将优势招生计划调整给西部。
在北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降低了超过10%的在京招生计划，但因为北京生源下降更快，在京的录取率却在提高；在上海，如复旦大学等部属重点院校，纷纷减少了在沪招生名额。复旦大学2009年，上海生源占34%，而今年低于了30%，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本市生源逐年减少。此前，因为本地生源偏高，复旦被戏称为“阿拉复旦”。
地区之间的生源壁垒开始松动，如教育部的难题——要求部属高校本地生源不高于30%的难题，可能就此迎刃而解——本地生源迅速下降，让这些高校不得不向外埠敞开大门。
另一些事关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的变化，也在过去两个生源下降的夏天，相继进入基础教育的视野。
基础教育阶段，北京中小学今年开始取消了户籍限制，“本地生源减少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外地孩子才有空间。”北京的一位教育官员直言不讳。这个多年的难题，在北京生源下降的背景下也得以解决。上述情况也符合上海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周纪平在上海的观察。
供需关系、买卖市场，当用这样的框架来分析教育，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刘林相信，中国已经迎来了高等教育的拐点，“大浪已在前方，目力可及的范围内”。
只是因为适龄人口的减少？
在生源下降的同时，高中的教育资源正在呈现强者愈强的局面，而处于弱势的高中和高中的农村学生，则正面临被“挤出”高考的境地
对于高考的生源下降，几乎所有受访的教育官员都语气平静地对外界解释：因为适龄人口在减少。教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回复也很简单：每年高考报名人数的波动与高三毕业生人数呈正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分析说，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1980年代初到了生育年龄，这造就了上一波人口峰值。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政策收紧，人口自然下降，也就是现在正在参加高考的这批人。南方周末记者获悉，眼下的人口变化已经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相关报告正在调研。
但将生源下降完全归结为自然现象，并不具有全部的说服力。按照杨东平等教育专家的观点，其中包含了一种或几种社会和制度因素，“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许，几年来正发生变化”。
相关研究显示，在生源下降的同时，高中的教育资源正在呈现强者愈强的局面，而处于弱势的高中和高中的学生，则正面临被“挤出”高考的境地。
武汉市郊黄陂区的第五中学，校门隐身于小巷之中。校长陈东（化名）坐在操场边的板凳上，喃喃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三年，最多五年，这个学校也会被撤掉。”这所学校的学生中以家境不好或成绩差者居多，而全区初中毕业生明年要减少3000人。
当地的重点高中是第一中学，那里聚集了所有的好学生和教师，自然也成为教育资金侧重之地，高中招生仍在扩大。教育资源的急遽分化，在那个比较差的五中，形成了一个悲观的图景：每年都有六七十个学生弃考，另有一些高一高二学生中途直接去打工、当兵。
有一位学生上了三本线，向陈东咨询。他毫不犹豫地让她放弃，“毕业出来你能拿多少钱一个月，要多长时间才能还得起贷款？”对于这所中学的大多数学生来说，考上高职或三本院校是个比较实际的目标，但是这些学校却是学费最贵的，以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根本读不起，所以，有学生干脆直接放弃报名考试也就不足为怪。
此前的2009年，全国84万高中毕业生弃考（注：应届高中毕业生未报名参加高考）曾引发广泛讨论，教育学家发表了多种观点，但官方并未做出实证性区分。国家基础教育界元老、中国教育协会会长顾明远非常希望能对弃考原因做一个详尽的调查，“这是一件大事”。
而全国综合教育类“核心期刊”《教学与管理》杂志上的一篇名为《高考报考人数回落现象的审视》的论文认为，在弃考生中，农村学生占较大比例。上述论文说：从 1989年至今，中国大学学费增长了至少25倍，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人，需要一个农民 136年的纯收入，畸高的大学学费成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
上述论文认为，与此同时，“落后的教育教学条件，使得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改革步履维艰，在大学招考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和重视综合素质的条件下，农村学生显然是处于劣势的。这使农村孩子一方面离重点大学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则在上学与就业之间无奈地选择了后者。”上述论文说，弃考现象暴露了“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的淘汰”。
什么高校将被抛弃
有关某些违规独立学院的种种负面认识已经显露无遗，这些过去十年被扩张出来的劣质高校资源，在生源下降的大潮中也成为首先被考生抛弃的一部分
一方面是高校十年大跃进后成倍翻番的招生规模，一方面是之前慢慢传导现在突然表现出来的高考生源迅速减少。那么，高校真的正在面临过剩危机吗？
而就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情况看，对于录取批次靠前的高校，还未到生源危机的程度，而对于录取批次较低的高校，生源压力越来越明显，有些学校甚至面临破产的危机。
所谓过剩，当下更多地集中在学费高昂、教学质量低下的一些独立学院，这些院校，亦被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是过去十年高校大扩张中扩张出来的“劣质资源”——如今，当生源下降的时候，一些人才发现自己在裸泳。
此前，诞生在高校大扩招背景下的独立学院曾被誉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典范，2003年是独立学院发展的转折之年，教育部出台8号令，正式承认独立学院的办学形式。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3月25日，全国独立学院数量达到了322所。
然而，外界对它的批评从未停止。与公办大学不同，独立学院有更强烈的逐利冲动，生源是维系其生存的命脉；与纯民办大学的差别在于，独立学院又打着公办大学的旗帜招生，但双方在办学方式和理念上往往又不一致。
西安一所独立学院的院长讲述了这一行业的办学之道，“核心是营销”。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招来学生，其他都是次要的。“如果没有一个规模是维持不下去的。”这位院长计算的维持运营的最低规模是7000人。生源就是核心，没有一定规模的学生就意味着投资不能回收，学校不能运转。
而当时，大多数匆匆创办的独立学院根本没有完备的师资力量，教师的年龄呈现“两头多”的情形：一头是退休的教师，另一头是兼职带课的博士、硕士。
但在高校大扩张的背景下，对急需资金的独立学院来说，面对充足的生源，动用各种手段招到更多的学生，远比提高教学质量来得更直接，也更急迫。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胡向东说，“虽然从来没有说过独立学院自主招生，但是实际上却相当自主。”独立学院的民办投资人往往与中介保持良好的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像兄弟一样，平起平坐”。
那时全国各地招生领域的乱象丛生，如当年轰动武汉的“8·28”特大招生诈骗案，一位招生中介参与其中。他向华中师范大学影视工程学院招生处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批发100个录取通知书，一天内售罄，因为当时市场价是2.8万，他只卖2.1万。第二天他提着现金补满了100万，并想再批发一些，对方告诉他可以再给他800个，他吓一跳，嘀咕了一下：你华师招这么多人，有没有这么多教室？
后来，他才发现，市场上这种通知书已经几乎是“无限供给”，他的竞争对手已经把价格降得更低，他和招生人员讨价还价后，每份价格降低了3000元。
在那段生源充沛的年月，一些学校的招生人数超过了教育部门批准的招生计划，学生毕业时才发现骗局，于是砸教室表达不满，教育部门为了平息事件，开始追认这些计划外生源的学位和学历。
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引发了主管部门的整顿，2008年2月，教育部26号令《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发布后，独立学院进入了严肃整顿时期，教育部在今年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开始对某些独立学院“亮起了红牌”——暂停招生。
此时，有关某些违规独立学院的种种负面认识已经显露无遗，这些过去十年被扩张出来的劣质高校资源，在生源下降的大潮中也成为首先被考生抛弃的一部分。
由于各地表现并不一致，变化大多呈现于局部，因此一些声音属于预测性的，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就悲观地预测说，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的破产将不会遥远。如果不能提高办学质量，只看短期投资回报，“红牌罚下，是他们（独立学院）的必然命运。”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说。
事实上，在生源下降的背景下，风向和压力已经波及一些相对较好的学校。二本院校、湖南吉首大学招生办老师廖金香承认，二本院校“还没到吃不饱的程度”，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担心。二本之间的竞争已经愈演愈烈，吉首大学的新做法是：跻身湖南省教育博览会，并史上第一次在湖南省教育电视台宣传自身。
高校面临的压力，在许多教育学家看来，是利好消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为之兴奋，“这对中国教育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以往拒绝教育改革的理由是投入不足，卖方市场，而今不同了。”
那个契机是怎样在高等教育的现有格局中展开，而今仍不明朗。不过，它总会在生源持续下降的未来几年里的某天出现。
http://news.qq.com/a/20100715/001225.htm
但将生源下降完全归结为自然现象，并不具有全部的说服力。此前的2009年，全国84万高中毕业生弃考。相关研究认为，弃考现象暴露了“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的淘汰”。
所谓过剩，当下更多集中在学费高昂、教学质量低下的一些独立学院，这些院校，亦被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是过去十年高校大扩张中扩张出来的“劣质资源”。
大学的“电话营销”
生源充足时，只要有校舍，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生；但现在，突然不一样了
作为一所本科院校，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招生老师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挨个问报考的学生们，你到底会不会来？虽然过程颇有讨价还价的意思，但现实确实如此。
这是一个新的政策，面对正在减少的生源和不断攀升的录取率，湖北省的部分高校近年招生时采取了电话确认的办法，“确认来读，我们才录取你，否则就把档案退回去。”
黄冈师范学院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牌学校，属于湖北省第二批本科录取的院校，为了确保生源，招生老师要挨个打四千多个电话给准录取的学生。
不过接通电话的学生并非个个都喜出望外，有些人是没听明白就挂掉电话。招生老师不得不再三拨打电话：“你不要激动，我们不是招生骗子，我们是黄冈师范学院……”
会有不少学生听闻之后开始犹豫，招生老师们不得不约好时间，再给考生打电话。如果这次对方明确答复不愿来，他们就会换一部录音电话打过去，把问过的问题重新问一遍。
“我们会对放弃的考生进行电话录音，免得考生反悔了还说学校录取不公正。”黄冈师范学院招生与就业处处长杨凯说。
对于习惯了坐等的很多正规二批本科院校来说，生源下降的现实正让生源战陡然加剧，他们不得不将宣传战前移，直接和考生交流。几年前的好日子看起来已经是终结了——当初生源充足时，只要有校舍，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生，但现在，“报到率”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有学校采取了诸如要求接到通知书后提前汇款缴纳床位预定费的办法，还有些院校以“早报到可以调剂专业”为由吸引学生尽早到学校报到。
不过，像黄冈师范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还不算是“艰难”，比他们录取批次更低的三本及高职院校，招生大战已经完全白热化。对独立学院来说，从兴起到今天的招生艰难，只不过是十来年的光景。
一名招生人员说，今年的招生，他们学校采取了院系“承包制”，每个或几个学院承包一个地区。在襄樊，激烈的竞争之下，两个学校的招生人员打了起来。
据湖北省内媒体报道，该省每年都有10%的录取新生没有出现在大学里。他们主要是被独立院校和高职高专录取的考生。一些省份还公布了录取却未报到的考生总数，甘肃省2009年的数据是有一万五千人，这一数字是2007年的3倍。
与低端学校抢生源、提高报到率不同的是，重点大学则是在抢优质生源——生源总数减少，优质生源的数量也相应减少，名牌、重点大学必须吸引优秀生源报考，各地的“掐尖战”甚至丝毫不亚于低端院校的生源战。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胡向东说，真正开始生源大战的是名牌大学，近几年名牌大学的各种培优班，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等，竞争日益激烈。
未来高考录取率100%？
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曾对当地媒体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山东高考录取人数将和高中应届毕业生的人数基本相当
上述种种表现都跟一个现象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自恢复高考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开始显现，并将在未来几年越来越重：高考生源下降。
转折点是2009年，《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当年高考报名人数比上年减少了3.8%，约40万人。超过一半的省份高考报名人数在减少，一些省份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一成。而到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继续跌落了74万——这次，在全国的版图上，只有4个省份的报名人数没有降低。而此前几年，高考报名学生一直狂飙突进。
以教育大省湖北省为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下降2.7万人，而录取人数则增加1.41万，大学录取率达到65%。而且今年湖北省初中毕业生人数比去年骤减9.4万，这意味着3年之后高考人数将面临急剧下降。
湖北还算好的，在北京，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是8万，与去年相比下降了20％，湖南今年的报考人数比去年减少了近10万之多，降幅也近两成。今年高考许多省份高考录取比率均超过80%，而全国大学录取人数仍然在持续增加。
但这并不代表到此为止，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预测，到2013年，山东省考生总量将从2008年的78万下降到50万左右。而山东2009年的招生计划是52万人，也就是说，即便是招生计划不增长，山东也恐将面临没有学生可招的窘境。
以至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曾对当地媒体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山东高考录取人数将和高中应届毕业生的人数基本相当。
如此背景下，今年以来，新现象陆续出现。比如来自北京和东部的高校挺进甘肃“抢生源”，而甘肃，就是去年高考报名人数没有下降的几个省份之一。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些名校比如南开大学，开始考虑在西部地区一些专业上的调整，增加金融和工商等热门专业。在教育研究者看来，这是握有招生自主权的发达地区的高校，因为本地生源的下降，开始有意识地将优势招生计划调整给西部。
在北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降低了超过10%的在京招生计划，但因为北京生源下降更快，在京的录取率却在提高；在上海，如复旦大学等部属重点院校，纷纷减少了在沪招生名额。复旦大学2009年，上海生源占34%，而今年低于了30%，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本市生源逐年减少。此前，因为本地生源偏高，复旦被戏称为“阿拉复旦”。
地区之间的生源壁垒开始松动，如教育部的难题——要求部属高校本地生源不高于30%的难题，可能就此迎刃而解——本地生源迅速下降，让这些高校不得不向外埠敞开大门。
另一些事关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的变化，也在过去两个生源下降的夏天，相继进入基础教育的视野。
基础教育阶段，北京中小学今年开始取消了户籍限制，“本地生源减少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外地孩子才有空间。”北京的一位教育官员直言不讳。这个多年的难题，在北京生源下降的背景下也得以解决。上述情况也符合上海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周纪平在上海的观察。
供需关系、买卖市场，当用这样的框架来分析教育，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刘林相信，中国已经迎来了高等教育的拐点，“大浪已在前方，目力可及的范围内”。
只是因为适龄人口的减少？
在生源下降的同时，高中的教育资源正在呈现强者愈强的局面，而处于弱势的高中和高中的农村学生，则正面临被“挤出”高考的境地
对于高考的生源下降，几乎所有受访的教育官员都语气平静地对外界解释：因为适龄人口在减少。教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回复也很简单：每年高考报名人数的波动与高三毕业生人数呈正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分析说，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1980年代初到了生育年龄，这造就了上一波人口峰值。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政策收紧，人口自然下降，也就是现在正在参加高考的这批人。南方周末记者获悉，眼下的人口变化已经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相关报告正在调研。
但将生源下降完全归结为自然现象，并不具有全部的说服力。按照杨东平等教育专家的观点，其中包含了一种或几种社会和制度因素，“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许，几年来正发生变化”。
相关研究显示，在生源下降的同时，高中的教育资源正在呈现强者愈强的局面，而处于弱势的高中和高中的学生，则正面临被“挤出”高考的境地。
武汉市郊黄陂区的第五中学，校门隐身于小巷之中。校长陈东（化名）坐在操场边的板凳上，喃喃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三年，最多五年，这个学校也会被撤掉。”这所学校的学生中以家境不好或成绩差者居多，而全区初中毕业生明年要减少3000人。
当地的重点高中是第一中学，那里聚集了所有的好学生和教师，自然也成为教育资金侧重之地，高中招生仍在扩大。教育资源的急遽分化，在那个比较差的五中，形成了一个悲观的图景：每年都有六七十个学生弃考，另有一些高一高二学生中途直接去打工、当兵。
有一位学生上了三本线，向陈东咨询。他毫不犹豫地让她放弃，“毕业出来你能拿多少钱一个月，要多长时间才能还得起贷款？”对于这所中学的大多数学生来说，考上高职或三本院校是个比较实际的目标，但是这些学校却是学费最贵的，以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根本读不起，所以，有学生干脆直接放弃报名考试也就不足为怪。
此前的2009年，全国84万高中毕业生弃考（注：应届高中毕业生未报名参加高考）曾引发广泛讨论，教育学家发表了多种观点，但官方并未做出实证性区分。国家基础教育界元老、中国教育协会会长顾明远非常希望能对弃考原因做一个详尽的调查，“这是一件大事”。
而全国综合教育类“核心期刊”《教学与管理》杂志上的一篇名为《高考报考人数回落现象的审视》的论文认为，在弃考生中，农村学生占较大比例。上述论文说：从 1989年至今，中国大学学费增长了至少25倍，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人，需要一个农民 136年的纯收入，畸高的大学学费成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
上述论文认为，与此同时，“落后的教育教学条件，使得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改革步履维艰，在大学招考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和重视综合素质的条件下，农村学生显然是处于劣势的。这使农村孩子一方面离重点大学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则在上学与就业之间无奈地选择了后者。”上述论文说，弃考现象暴露了“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的淘汰”。
什么高校将被抛弃
有关某些违规独立学院的种种负面认识已经显露无遗，这些过去十年被扩张出来的劣质高校资源，在生源下降的大潮中也成为首先被考生抛弃的一部分
一方面是高校十年大跃进后成倍翻番的招生规模，一方面是之前慢慢传导现在突然表现出来的高考生源迅速减少。那么，高校真的正在面临过剩危机吗？
而就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情况看，对于录取批次靠前的高校，还未到生源危机的程度，而对于录取批次较低的高校，生源压力越来越明显，有些学校甚至面临破产的危机。
所谓过剩，当下更多地集中在学费高昂、教学质量低下的一些独立学院，这些院校，亦被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是过去十年高校大扩张中扩张出来的“劣质资源”——如今，当生源下降的时候，一些人才发现自己在裸泳。
此前，诞生在高校大扩招背景下的独立学院曾被誉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典范，2003年是独立学院发展的转折之年，教育部出台8号令，正式承认独立学院的办学形式。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3月25日，全国独立学院数量达到了322所。
然而，外界对它的批评从未停止。与公办大学不同，独立学院有更强烈的逐利冲动，生源是维系其生存的命脉；与纯民办大学的差别在于，独立学院又打着公办大学的旗帜招生，但双方在办学方式和理念上往往又不一致。
西安一所独立学院的院长讲述了这一行业的办学之道，“核心是营销”。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招来学生，其他都是次要的。“如果没有一个规模是维持不下去的。”这位院长计算的维持运营的最低规模是7000人。生源就是核心，没有一定规模的学生就意味着投资不能回收，学校不能运转。
而当时，大多数匆匆创办的独立学院根本没有完备的师资力量，教师的年龄呈现“两头多”的情形：一头是退休的教师，另一头是兼职带课的博士、硕士。
但在高校大扩张的背景下，对急需资金的独立学院来说，面对充足的生源，动用各种手段招到更多的学生，远比提高教学质量来得更直接，也更急迫。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胡向东说，“虽然从来没有说过独立学院自主招生，但是实际上却相当自主。”独立学院的民办投资人往往与中介保持良好的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像兄弟一样，平起平坐”。
那时全国各地招生领域的乱象丛生，如当年轰动武汉的“8·28”特大招生诈骗案，一位招生中介参与其中。他向华中师范大学影视工程学院招生处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批发100个录取通知书，一天内售罄，因为当时市场价是2.8万，他只卖2.1万。第二天他提着现金补满了100万，并想再批发一些，对方告诉他可以再给他800个，他吓一跳，嘀咕了一下：你华师招这么多人，有没有这么多教室？
后来，他才发现，市场上这种通知书已经几乎是“无限供给”，他的竞争对手已经把价格降得更低，他和招生人员讨价还价后，每份价格降低了3000元。
在那段生源充沛的年月，一些学校的招生人数超过了教育部门批准的招生计划，学生毕业时才发现骗局，于是砸教室表达不满，教育部门为了平息事件，开始追认这些计划外生源的学位和学历。
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引发了主管部门的整顿，2008年2月，教育部26号令《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发布后，独立学院进入了严肃整顿时期，教育部在今年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开始对某些独立学院“亮起了红牌”——暂停招生。
此时，有关某些违规独立学院的种种负面认识已经显露无遗，这些过去十年被扩张出来的劣质高校资源，在生源下降的大潮中也成为首先被考生抛弃的一部分。
由于各地表现并不一致，变化大多呈现于局部，因此一些声音属于预测性的，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就悲观地预测说，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的破产将不会遥远。如果不能提高办学质量，只看短期投资回报，“红牌罚下，是他们（独立学院）的必然命运。”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说。
事实上，在生源下降的背景下，风向和压力已经波及一些相对较好的学校。二本院校、湖南吉首大学招生办老师廖金香承认，二本院校“还没到吃不饱的程度”，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担心。二本之间的竞争已经愈演愈烈，吉首大学的新做法是：跻身湖南省教育博览会，并史上第一次在湖南省教育电视台宣传自身。
高校面临的压力，在许多教育学家看来，是利好消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为之兴奋，“这对中国教育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以往拒绝教育改革的理由是投入不足，卖方市场，而今不同了。”
那个契机是怎样在高等教育的现有格局中展开，而今仍不明朗。不过，它总会在生源持续下降的未来几年里的某天出现。
http://news.qq.com/a/20100715/001225.htm
